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中毕业九个月后，我会在当年最有趣、门槛最高的波哥大《观察家报》文学增刊《周末》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四十二天后，又发表了第二个短篇。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报纸副主编兼文学增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笔名“尤利西斯”）专门撰文对我表示认可。他是当年哥伦比亚最具洞察力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新锐的捕捉也最敏锐。
事出意外，一言难尽。那年年初，按照和爸妈的约定，我去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报到，住在市中心弗洛里安街的一栋膳宿公寓里，房客多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大学生。下午没课，我没去勤工俭学，而是窝在房间里或合适的咖啡馆里读书。书是偶然或靠运气获得的，更多的是偶然。买得起书的朋友把书借给我，借期都特别短，我得连夜看，才能按时还。当年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读的全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现在读的全是经过二战漫长的出版沉寂期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鲜出炉、翻译出版的新作。就这样，我幸运地，发现了成名已久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格雷厄姆·格林、切斯特顿、威廉·艾里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许多其他作家。
新作陈列在书店橱窗，可望而不可即，但有几本在学生咖啡馆里争相传阅，这些咖啡馆是活跃的文化传播中心，从外省来的大学生在这里汇聚，有些人年复一年，始终如一，不仅有专座，还在这儿收邮件甚至汇票。店主或忠心耿耿的店员略施援手，帮不少人完成了学业。比起成天难得一见的导师，国内培养的许多专业人士亏欠他们的也许更多。
我最喜欢大诗人经常出入的风车咖啡馆，离我的住处只有区区两百米，位于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和第七大道的拐角处。那儿不让学生占座，但躲在附近桌边，偷听文学对话，显然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学得好。这家咖啡馆面积大，西班牙风格，配有圣地亚哥·马丁内斯·德尔加多 手绘的壁画《堂吉诃德战风车》。虽说不能占座，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服务生把我安排到离文坛巨匠莱昂·德格雷夫 最近的位子上。德格雷夫蓄着络腮胡子，粗犷，迷人，傍晚起和一群当代著名作家神侃，半夜跟象棋班的学生灌一肚子劣质酒后才回家。没在那张桌边坐过的哥伦比亚文艺界名人屈指可数，我们躲在近处屏气凝神，纹丝不动，生怕漏听了哪怕一句话。尽管他们谈女人和政治的时候多，谈艺术和本行少，但总会谈到值得学习的新东西。坚持去听的人全都来自大西洋沿岸，全都嗜书如命，而对沿海人反对内地佬的活动则没那么上心。同为法律系学生的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带我畅游《圣经》，让我记住了约伯的同伴们的全名 。一天，他把一本吓人的大部头放在桌上，如主教般不容置疑地断言道：
“这是另一本《圣经》。”
那本当然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读得断断续续，磕磕绊绊，直到耐心耗尽，难以为继。如此断言，为时过早。多年以后，当我不再心浮气躁，又把它重新拾起，仔细研读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从未怀疑过的真诚的内心世界，还在语言运用、时态安排、结构处理等文学技巧上受益匪浅。
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是我的一名室友，学医，我们在苏克雷就是朋友，和我一样，他也废寝忘食地读书。另一名室友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的长子——表哥尼古拉斯·里卡多，让我时刻不忘家族美德。有一晚，维加带回刚买的三本书，和往常一样，随手借给我一本当枕边书，好让我睡个好觉。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睡。那本书是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假传为博尔赫斯所译，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它的开篇就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如今为世界文学瑰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些书很神秘，不但另辟蹊径，而且往往与传统背道而驰。事实无须证明，只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靠的是无可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山鲁佐德又回来了，不是生活在几千年前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丧失所有、无法挽回的世界。
读完《变形记》，我不禁渴望生活在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堂。新的一天来临时，我坐在多明戈·曼努埃尔·维加借给我的便携式打字机前，试着写一些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可怜的公务员变成大甲虫的故事。之后几天，我没去上学，依然沉浸其中。我正忌妒得发狂，突然看到了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纸上发表的令人痛心的言论，感慨哥伦比亚新一代作家乏善可陈，后继无人。不知为何，我将这言论视为战书，贸然代表新一代作家应战，捡起扔下的短篇，希望能力挽狂澜。短篇的情节围绕《变形记》中那具有意识的尸体展开，但没有故作神秘，也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偏见。
说到底，我还是不自信，不敢把稿子拿去给任何一位同学看，包括法律系同学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只有他看过我在沉闷的课堂上写下的那些抒情散文。写完那个短篇，我读了又读，改了又改，改到不能再改，最后专门给爱德华多·萨拉梅亚——没见过他本人——写了张字条，具体内容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我把那个短篇加字条放进信封，亲自送到《观察家报》的传达室。门卫让我上二楼，当面交给萨拉梅亚。我光是想想就吓得腿软，把信放在门卫桌上，逃之夭夭。
礼拜二送的稿子，结果如何，我一点儿也不着急知道，总觉得要登也没那么快。我在各家咖啡馆闲逛了两个礼拜，消解礼拜六下午的焦躁。九月十三日，我走进风车咖啡馆，进门就听说我的短篇《第三次忍受》被整版刊登在最新发布的《观察家报》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一份报纸五生太伏，我没钱买。这最能说明我的穷困潦倒。除了报纸，五生太伏能买到的生活必需品比比皆是：坐一次有轨电车、打一次公用电话、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细雨还在静静地下着，我冒雨冲到街上，却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找不到能借给我几生太伏的熟人；礼拜六下午，膳宿公寓里除了老板娘，没别人，可老板娘在也没用，我还欠她两个月的房租，相当于五生太伏的七百二十倍。我无可奈何地回到街上，老天有眼，让我看见一个男人拿着一份《观察家报》走下出租车。我迎面走过去，央求他把报纸送给我。
就这样，我读到了我印成铅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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