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波哥大是个偏远、阴郁的城市。细细的雨丝从十六世纪初就开始下，绵绵不绝。我注意到，街上有太多行色匆匆的男人，他们戴着硬礼帽、穿着黑呢大衣——抵达时，我也这副打扮。然而连一个妓女也看不到。和穿教士服的教士、戎装军人一样，她们也被商业中心昏暗的咖啡馆禁止入内。有轨电车和公共厕所里刷着凄惨的告示：“若你不怕上帝，你要担心梅毒！”
高大的佩尔切隆良马拉着啤酒车，有轨电车转弯时火星四溅，雨中步行送葬的队伍阻断交通，这些都让我惊讶不已。最瘆人的是送葬队伍：高头大马插着黑色羽毛，披着天鹅绒，拉着豪华马车和那些大户人家的尸体，仿佛死亡乃其独创。我在出租车上瞥见一个女人静静地站在雪圣母教堂的门廊上。她是我在街上见到的第一个女人，身材苗条，气质优雅，如居丧王后，只可惜她戴着面纱，使得我的一半念想永无着落。
我的精神崩溃了！房子虽宽敞舒适，却阴森恐怖。阴沉沉的花园里种着深色的玫瑰，寒气直往骨头里钻。这里住着爸爸的亲戚托雷斯·甘博亚一家，我原本认识，只是见他们披着毯子吃晚饭，总觉得陌生。印象最深的是我钻进被窝后吓得大叫，床又湿又冷。他们说这儿天气怪，刚开始不习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我默默地哭了好久，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到波哥大四天后，我顶着寒风、冒着细雨匆匆赶往教育部，情绪依然低落。国家奖学金开始申报了，队伍从三楼报名处蜿蜒而下，顺着楼梯，一直排到大门口。场面壮观，令人气馁。上午十点，雨霁。不算在门厅躲雨的，报名队伍已经从希梅内斯–德盖萨达大街排到了两个街区外。竞争如此激烈，我肯定没戏。
中午刚过，有人在我肩膀上轻拍了两下，是轮船上那位“不知疲倦的读者”。他从队尾的人群中认出了我，我却很难认出他：他戴着圆顶礼帽，穿着剪裁讲究的黑衣，像是去参加葬礼。见到我，他也很困惑，问道：
“你在这儿干吗？”
我照实说。
“太逗了！”他笑弯了腰，“跟我来！”他拉着我的胳膊，往教育部走。我这才知道，他是阿道弗·戈麦斯·塔玛拉博士，教育部国家奖学金办公室主任。
这是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巧事，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之一。戈麦斯·塔玛拉一副开玩笑的学生口吻，以最具创造力的博莱罗情歌歌手身份向助手们介绍我。他们请我喝咖啡，走绿色通道，直接报名，还不忘提醒我，说这不算违反规定，只是机缘巧合，人顺天意。他们通知我下周一在圣巴托罗梅中学参加统考，估计有好几千人报名，来自全国各地，争夺三百五十个奖学金名额。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硬仗，或许会是当头一棒，让我的希望幻灭。要等一个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包括被分到哪所中学。对我来说，这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消息，就是说，也许要去麦德林，也许要去比查达。他们跟我解释，说随机分配可以加强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办完手续，戈麦斯·塔玛拉和上回谢我教他那首博莱罗时一样，跟我紧紧握手。
“机灵点儿！”他对我说，“就看你的了。”
走出教育部大门，有个教士模样的小个子男人凑过来，说无须统考，名额保证，学校任选，开价五十比索。太贵了，我付不起；要是付得起，我会付的，免得上考场担惊受怕。几天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是诈骗团伙头目，专门假扮成神职人员在官方机构从事不法交易。
既然是随机分配，我悲观到连行李都没拆，考试前一天约了轮船上的乐手朋友们去乱七八糟的克鲁塞斯区一家乱七八糟的小酒馆，唱一首歌，换一杯奇恰酒，就是那种用发酵玉米制成的劣酒，讲究点儿的酒鬼会再加点儿火药。结果，我第二天考试迟到，头痛得厉害，晚上去了哪儿，谁送我回来的，全都不记得了。考官心肠好，放我进去。考场很大，坐得满满当当。扫了眼试卷，我就知道没救了。只是为了分散监考老师的注意力，我开始琢磨看上去没那么复杂的社科题，谁知突然灵感来袭，居然答得有模有样，还神奇地猜对了许多；数学没辙，我连送分的题都不会；美术做得既快又好，好歹松了口气。我的乐手朋友们后来说：“恐怕是奇恰酒助了你一臂之力。”不管怎样，我拼死考完后，决定修书一封，告诉爸妈，我有权也有理由不回家。
一周后，我去取成绩单。上面恐怕有什么记号，女职员二话不说，带我去见主任。主任穿着衬衫，红色装饰性背带，心情愉快。他用专业眼光看了看我的成绩，想了想，又想了想，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