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抄錄這些碑文的時候，我似乎能體會到立碑者的苦衷。經過數百年的博弈，誰輸誰贏早已見了分曉，各個群體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規矩。百姓應該出多少血，各級官員胥吏應該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構成了穩定的均衡狀態，形格勢禁，改動非常之難。這六塊碑本身就證明了改動之難。如果立碑真能解決問題，何必立上六塊？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條目居然百年不變，甚至不肯改頭換面換個新名字。
在我當時的想像中，這六塊碑就好像威嚴的皇上，肅穆地屹立在那裡。如果大家願意理睬他，他就是極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變成一塊石頭，又瞎又聾，動也不動。我甚至想專門寫寫這六塊碑，追究一下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如何成為冤大頭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說這些石碑不管用，人們為什麼還要一立再立？這是拉鋸戰的結果嗎？沽名釣譽的企圖嗎？難道真的一點用處也沒有嗎？
看到「漕口」的謀生方式之後，我認識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規則至少有一種用處：它顯示了漕規的不合法。這是潛規則分配體系的一個大把柄，「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和白頸】
漕口是由「刁衿劣監」組成的。「青衿」和「監生」泛指一群「生員」級別的讀書人，俗稱秀才。這些人年齡差別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十歲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縣的國立學校就算數。入學後，每天聽點名，在學官的教諭和訓導下準備考舉人。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編的有一點廩膳（學生伙食費），大概每天二升米的樣子。編外生連這點收入也沒有。
在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監」位於倒數第二級。如果不能來個「范進中舉」，他們幾乎沒有謀求官職的機會。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們身上的窮酸氣，給他們起了「窮酸秀才」之類難聽的名字。這種窮苦地位注定了漕規這塊肥肉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的「刁」和「劣」。
「刁衿劣監」擁有平頭百姓所缺乏的優勢。其一，他們讀書識字，了解朝廷的法規。其二，他們生活在基層，經常與官吏交往，經常聚集在州縣學校裡交流議論，知道官吏們違法分肥的內幕。其三，他們與更高級別的官員往往有私人關係，可以通過他們向上反映情況，至少可以自己「砌詞控告」。其四，他們已經進入吃官飯的隊伍，擁有比平民更多的權利，不那麼怕見官。而官吏要收拾他們，又難免驚動「教委」（學政）系統，不像收拾百姓那麼容易。其五，他們人多集中，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很容易通過集體行動分擔風險，增強力量，暗害一兩個人並不能解決問題。
總之，漕口熟悉資訊通道，擁有資訊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意識到這些，就可以領會「漕口」二字的貼切和傳神。
這種合法的、低風險低成本的傷害能力價值幾何呢？根據駱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我們假定平均索費為五十兩。當時一戶中農的年收入不過價值二、三十兩，僅憑這項收入，漕口竟可以養家糊口，過上頗為體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掙錢，掙到的正是堵嘴的錢。
駱秉章說，多的時候，各縣漕口的人數可至數十。假如他們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會採取三種對策：一、阻撓農戶完納漕糧；二、赴上司衙門控告；三、聚眾闖入衙署，毆打官吏，釀成事端。
上訪告狀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說。而發動群眾抗糧和衝進官府毆打幹部均屬重罪，使用起來驚險萬分，特別需要拿捏好分寸。這個分寸就是：要讓分享漕規的既得利益集團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肯與漕口分肥，自己就別想繼續吃肉。事情鬧大了，鬧到上級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辦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虧，而既得利益集團吃虧更大，損失將遠遠超過漕口索取的那幾百兩銀子。兩害相權取其輕，還不如及時讓步。正因為算準了讓步是漕規利益集團最終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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