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生命無價」「人命關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就連天子還打聽行情呢。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就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人命有價】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舊曆九月十八日上午，咸豐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齋召見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長）張集馨，問起了福建械鬥的情景，摘抄對話記錄如下?：
皇上問：「械鬥是何情形？」張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鬥。」
皇上問：「地方官不往彈壓麼？」
張答：「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
皇上問：「殺傷後便如何完結？」
張答：「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
皇上問：「命價每名若干？」
張答：「聞雇主給屍親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這裡我初次看到「命價」一詞。作者還給出了準確價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銀元）。十九世紀五○年代，大米的平均價格是每石二點四洋元，一條人命的價值不足一千八百斤大米，不過八千元人民幣?。
皇上的問題打破了一個美好的神話。所謂生命無價，儒家宣稱的人命關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還打聽行情呢。
從主體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無價似乎講得通：任何東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貴重，人都死了，人用的東西還算個什麼？不過，即使從這個狹隘的視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價的。如今的愛滋病大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貴的藥物，愛滋病人可以盡其天年，在這個意義上，死於愛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命價體現著人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兩者餘缺相對，變化紛呈。
【官也有價】
意識到命價存在之後，我才發現古人明白得狠，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給出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戶部（財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准，頒布了不同身分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以上官，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銀五千兩；五六品官，四千兩；七品以下，進士、舉人，二千五百兩。貢生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
明朝也可以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紀、性別、官員身分、親老贍養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四十二貫。在《大明律》制訂時，這筆錢折合四十二兩白銀。大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從數字上看，明朝的命價比清朝便宜許多，實際上，清朝的白銀購買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計算命價的時候也應該打個三折。另外，清朝經濟要比明朝繁榮，人們的支付能力強，性命也應該貴一些。最後，如果回憶一下咸豐皇帝打聽到的行情，就會發現官價大大高於市價，福建民間開出的三十洋元，只能兌換二十一兩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