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代的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東西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物作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匪變官——第一推想】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中寫道：
「廣漢位居川陝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一九一三年以後，時通時阻，一九一七年以後，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託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後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等於自絕財源，於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匪頭們鑒於普遍造成無人耕田和人口減少的現象，會斷了他們以後的飯碗，於是也興起一套『新辦法』，用抽保險費來代替普遍搶劫。即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干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隻，月繳五角；養豬一隻，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後繳穀一斗；地主運租穀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又部分地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但是他們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錢財越多越好，人槍也是越多越好。這種分鄉分片自收保險費的辦法，總對他們有了限制，他們當然不能滿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險費的地區，仍有搶劫事件發生。地方首人（當然是袍哥大爺）去報知大匪頭，匪頭只推說某些兄弟夥不聽話，答應清查。有時也把兄弟夥『毛』（即殺掉）幾個做個樣子，以表示他們的『信用』。」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後繳穀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百分之五到十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該如何定性呢？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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