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韩丁，曾经写过一部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书，名字叫《翻身》，这个书名显然来自于中国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现实，当时，农民把土改就叫翻身，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也被称为“翻身农民”。不错，从解放区开始最后随着解放军解放中国大陆而推行到全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动荡大风暴，在这个动荡中，不仅贫苦的农民翻了身，而且原来一直统治乡村的精英也翻了身，只不过是向下翻，整个乡村世界彻底颠倒了过来。
对于中国这样传统的前现代国度而言，土地改革本来就应该是发展进程中的应有之义，即使是国民党，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没有从国民党以及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消失过，而且一直是共产党推行土改的最好的理论依据之一。严格地讲，土地改革甚至不像参加运动的农民和被剥夺土地的地主想的那样，是所谓的“共产运动”，只能算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重新分配土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是完成了一项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土地改革不是中国独有的事情，以暴力的方式完成土改，只是土改的一种形式。当年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用暴力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所以，那个时期又可以被称之为“土地革命时期”。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不存在别的选择。在与国民党进行决战时刻的共产党人，将土地改革作为最基本的农村战略，无疑是最好的夺取政权的策略。显然，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国，革命的领导人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仅最高领导阶层有此积极性，就是革命运动的骨干成员也同样有这样的积极性。在抗战期间，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使得共产党人不得不修改了自己的土地政策，以保证自己与乡村精英，尤其是那些带有传统意味的乡绅的联盟关系。尽管如此，在抗日根据地，经过几次减租减息运动以及多次的复查，加上税收政策的导向，基本上已经使根据地土地占有严重不均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缓解，从下页的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各个根据地减租减息前后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备注：北岳区减租前系1937年，减租后系1942年；太行区减租前系1942年5月以前，减租后系1944年查减后；晋绥区减租前系1940年，减租后系1944年前；滨海区减租前系1937年，减租后系1944年；盐阜区减租前系抗战以前，减租后系1944年。
从此表我们看到，减租减息实行后，贫农的土地占有率也有所提升，富农和雇农的土地占有率变化不大（略有减少），地主则大幅度下降，而中农的土地占有率则大幅度攀升，显然，这期间大量的原来的贫农由于购买了地主的土地而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而从前的大部分雇农则上升为贫农，雇农所占土地比率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从前进一步下降，所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本来就很小的缘故。这也说明在减租减息之后，农村中赤贫人口下降，土地占有趋于平均化，可以说已经部分地解决了老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据太行区的统计，在1942年以前，地主占人口比例的3.25%，1944年查减（即对减租减息的复查）以前，为2.22%，到1945年则仅占1.98%。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在1942年以前为全部土地面积的24.63%，1942年以后降为9.7%，到1944年查减以前为6.37%，查减之后则落到4.22%，用当时晋察冀边区的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地主的土地，只剩下“一点残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在抗战的环境下，各根据地实际仍然没有放弃对土地占有不均衡现象的克服，已经部分而且平和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尽管如此，老解放区（即根据地）的土地状况仍然是共产党人和一部分尚且处在贫困状态的农民所不能满意的，这是因为，由于长期的艰苦抗战，日军扫荡造成巨大的破坏，使得越是老解放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就越差，普遍的贫困使得大部分老解放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于战前，这种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使得老解放区没有能力改善一部分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的生活。同时，在抗战中掌权的村干部（包括农救会等团体的负责人）有不少借机出现了上升，从而造成了新的贫富不均，虽然差别并不大，但由于这些人是从与其他人一样的贫困状态迅速升上去的，所以很容易在那些仍然贫困的人心里产生不平衡。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有一大半是新解放区和游击区，在这些地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怎样迅速地站稳脚跟，以迎接将要到来的国共之争。自然，按照中国共产党行事的惯性，发动群众成为当务之急，而发动农民群众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如此，虽然延安方面还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通盘考虑，各个解放区已经在开始近乎自发地解决这个问题了。事实上，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战，与国内各个中间势力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名声，而且成功地安抚了控制区域内的原地方精英，毛泽东等人曾经考虑过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发行土地公债来赎买地主的土地以解决土地问题，但是，等到这个方案出来征求各个解放区意见的时候，各地已经差不多都以暴力和准暴力的方式，开始着手进行土地改革，或者进行得差不多了，结果此方案胎死腹中，毛泽东于1946年6月27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唯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不久，中央还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对赎买政策迅速研究其可行性，并告中央。然而，各个解放区对此意见不一，旋因全面内战爆发，此案废止。
如此一来，本来可以使得土地改革社会震动较少、代价比较小的方案，再也没有实行的可能，后来这种和平方案反而落得机会主义的话柄，土地改革只能沿着暴力的路线，一路行进下去。
解放区的土改几乎是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就开始了，土改是以“反奸清算”人手的。在日军占领期间，日本人一般来说是比较喜欢用原地方精英出任伪政权的职务，即使原来不是精英，通过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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