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是在大革命时期兴起的广西少壮军人，他们思想比较新，治军有方，两三年工夫从一群小营长，趁着混乱，一跃成为广西的主人。并主动参加国民革命军序列，率先北伐，在北伐中能征善战，战绩显赫，因而迅速扩张了实力，在张学良易帜、全国统一之时，他们已经拥兵数十万人，俨然与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鼎足而四，实力足可以与掌握南京政府的蒋介石相抗衡。然而，经过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用利诱收买、分化瓦解的手段，几乎不战就将桂系在北伐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力量摧垮，使他们领教了什么叫真正的政治手腕。
当然，李、白、黄等人绝非等闲之辈，仅仅几个月后，他们又乘机东山再起，入主广西，经过一番与蒋介石的军事对抗和政治外交周旋，在1930年左右，他们终于在广西站稳了脚跟。此后，尽管蒋介石对桂系使尽了手段，可是桂系始终能作为与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的一系存在，一直维持到大陆易色。
跟山西的阎锡山一样，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也是相当有特点的，比较起来，他们的统治比阎锡山在思想意识上要新一些，对传统意识的依赖没有阎锡山那么大，与蒋介石的中央具有更强烈的敌意，但是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却也持有比较强烈的排斥立场（这似乎与1929年蒋桂战争中同属桂系的具有亲共意识的俞作柏、李明瑞的倒戈，致使他们迅速垮台有关）。跟别的旧军阀不同，他们在广西还是比较注意建设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将他们的根据地广西建设好了，才会有个坚固的立足之地，才能在与蒋介石中央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与政策中特别注意三点，一是尽可能地发展广西经济；二是实行对广西农村的立体控制；三是注意保持与周边地方军阀搞好关系。应该说，这三项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他们的“乡治”建设。
由于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在1930年左右才重新在广西立足，而这时的桂系已经是元气大伤，一年前拥师近百万人，占地横贯中国的盛境，恍惚昨日。对他们来说，整军经武固然重要，但巩固广西的地盘，在农村中扎下根来似乎更是当务之急。所以，广西的乡治，实际上开始于1931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整个国民党体系迫于外患的压力，开始强调内部团结，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反对派以武力消灭的政策有所松缓，恢复了包括桂系首领在内的所有对手的党籍和职务。广西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有所减弱，这样就给了桂系一个整顿内部的机会，于是，李、白等人开始着手进行内部建设，提出的口号就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力求将广西建成又一个“模范省”。这时黄绍竑已经离开，投入国民党正统怀抱，主持民政的省主席已经变成了黄旭初。
“乡治”首先的任务是整顿民团，清除匪患。广西是中国历史上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方面由于地处边陲，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多民族杂居，平民百姓也养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另一方面则由于广西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一向比较贫穷。加上多山而且喀斯特地貌造成的地形地势的复杂多变，极易藏污纳垢。所以自明清以来，匪患无时或已。清末政权力量衰落，维持地盘往往要借助大股土匪的力量，故而匪而官，官而匪，面目不清，旧桂系陆荣廷实际上就是土匪出身。结果连带着长期以来地方民团的面目也十分含糊，在长期的混乱局面中亦兵亦民亦匪地称霸一方，根本起不到防匪的作用，采用李宗仁的话说就是：“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能持治安则不足。”
广西的民团整顿，大体上是分为三步进行的。早在1930年，李、白就开始对民团着手初步整顿，首先采取的是民团“官化”的措施，在各县成立民团司令部，由县长担任司令，副司令则由全县民团中实力最强的团总担任。司令部设在县城，里面充实上一些职业军官，统一负责指挥管理全县的民团。显然，如此办理并不足以削弱把持民团的地方精英的势力，于是，两年后，又撤销民团司令部，将民团事务一并归到县政去管理。这样一来，阻力陡然增大，地方的武化豪绅没有了司令之类的名义，十分不快，与政府离心倾向加大，而且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的武装得到削弱，冲淡武化色彩，使之民政化。结果又来了一个反复，1934年实行专任副县长制，由原来的民团副司令出任副县长，不仅管理团务，而且可以过问其他政务。这种以妥协和退让换取地方势力支持的做法，使得民团整顿几乎完全落空，省政府对于乡村武装更加难以控制，地方精英反而可以名正言顺地染指地方民政，使得地方政务多有不畅，几乎有失控的危险。用做过多年广西政府官员的邱昌渭的话来说就是：“设副县长一人，由民团副司令担任，协助县长办理全县政务，此制由广西特创，原意不过增加一种名义，使其于团务推行上有加强效率之可能，施行以后，县长得一军事人才为之佐理政务，可谓至善。唯权责不明，往往发生推诿、掣肘、武断等弊。”按他的说法，县里的秘书在行政才能方面也比那武职副县长强，所以万万不可让副县长代行政务，有了副县长之后，“则互相倾轧，意见横生，权利则相争，过失则相诿，更为势所必至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省政府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对此有多么的忧虑。
显然，依赖旧的地方精英来整顿民团，进而整天顿乡村政治是行不通的。广西地处边远，经济文化落后，清末民初以来兴起的地方精英素质比较差，勇于私斗，怠于公务，而且与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和离心倾向较之江南地区大到不可以道里计。任何对他们的迁就，都只能强化他们在乡村社会的权力，并使之合法化。要想改善农村状况，强化对农村的控制，只能打破广西现有的乡村权力结构，在新的农村权力体制下，形成新的农村武装。
然而，对于桂系来说，他们在农村面临的几乎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同一个问题，由于清党的结果，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农民联系的中介，而且同样陷入了一个怪圈，要反共就必然站在乡村豪绅的一边，如果损害了豪绅的利益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反共立场。可是，桂系和南京政府一样，都意识到了现实农村问题的紧迫性，也知道不恢复农村经济，解决绝大多数农民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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