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尼采哲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我想结合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以尼采哲学的接受为例，探讨一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欧洲哲学的接受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尼采之传入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借道日本引进西学之热潮中的一项成果。最早介绍尼采的是梁启超（1902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真正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国维（1904年，《尼采氏之教育观》，《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叔本华与尼采》）和鲁迅（1908年，《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在当时谈论尼采的人中，只有他们两人比较认真地读了尼采的原著（虽然可能都只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受到较深的影响。
王国维和鲁迅代表了对西方哲学的不同的接受立场：王国维是哲学的和学术的立场；鲁迅是社会的和文学的立场。
王国维不但是把德国哲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而且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学者中唯一真正能够进入欧洲哲学传统之思路的人。他于1903年至1907年的五年中，系统阅读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全部主要著作（英译本），并在他任实际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论康德的文章六篇，论叔本华的文章六篇。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的思路的确进入了欧洲哲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中。也就是说，他是把德国哲学当作哲学来理解，而非当作一般的文化现象或者社会思潮来理解，所重视的是其整体的哲学内涵。同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更倾向于把哲学看作个人精神的事情，而非社会的事业。对于他来说，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自救，而非救世。他的主要功夫下在康德和叔本华上，对尼采未及深入，但从《叔本华与尼采》一文可看出，他所关注的亦是尼采学说的哲学内涵及其与叔本华哲学的内在联系。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接触到尼采学说，于1908年发表上述3篇文章。从这些文章看，他关注的重点是尼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包括：（1）批判物质主义，重视精神生活；（2）批判群氓，提倡个人的优异。前者涉及尼采的文化理论，后者涉及尼采的道德学说。他在两者之中又更侧重于后者。在后来的作品中，鲁迅也常常提及尼采，或者显示出尼采的某些影响。其关注的重点愈加放在后者，试图用尼采的“个人的自大”（主人道德）之道德学说来改造中国人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奴隶道德）之国民性。作为个人，他对尼采的共鸣主要在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但这种孤独感仍是偏于社会性质的，是一个精神战士面对社会的孤独感，而非一个哲人面对宇宙的孤独感（《野草》）。
王国维之于德国哲学，所感兴趣的内容是哲学性质的，而接近此内容的方式又是严格学术性质的，他努力要把握所读哲学著作的原义，四次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便是一个显著例子。他的这种态度，与当时“新学”（章太炎、梁启超等）之道听途说、信口开河、牵强附会的学风适成对照。
鲁迅之于尼采，在内容的接受上具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接近的方式上则多半是文学性质的。后者是指，他主要是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引证尼采的个别言论或涉及其某些见解，这样做往往还有修辞学上之考虑，而无意对某一个西方哲学家（在这里是尼采）作系统的客观的研究。
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知识界对尼采的介绍、宣传和谈论一直没有停止，但基本上是走在鲁迅的思路上，而鲁迅确实代表了这一思路的最高成就。这个思路就是：（1）社会的立场：注意力放在用尼采的个人自强说改造中国国民性，因此被谈得最多的是尼采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说、超人说。他的本体论、知识论很少有人论及。（2）文学的立场：被尼采的文采所吸引，因此，譬如说，尼采最富文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人谈论得最多，也翻译得最多，而最具哲学性的著作，例如《善恶的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却很少有人读和谈论。
由于哲学的和学术的立场之缺乏，将近50年里，关于尼采所发表的多是单篇文章，小册子已属例外（只有李石岑《超人哲学浅说》1931，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1944），无专著，内容多为一般性介绍或感想式议论，翻译也相当落后，大多数著作未被译出。
1949年以后，对尼采的评价照搬苏联，两句话概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反动的唯意志论。尼采之接受完全中断。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实用，无形而上学；政治至上，无独立的学术。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作为哲学家、学者，而是作为社会活动家、改革家面对西方哲学，社会关切压倒一切，对每一种哲学本身的问题不予关心，只想寻找其中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内容。在接受的过程中，那种哲学必然被缩减甚至被歪曲了。
对尼采哲学也是如此。它只成了一种道德学说。而在尼采那里，道德问题其实是作为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加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