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特西公爵夫人不等最后一幕结束，就离开剧院回家。她一走进梳妆室，在苍白的长脸上扑上一些粉，擦擦匀，梳了梳头发，又吩咐仆人在大客厅里摆好茶。这时候，一辆辆马车陆续来到她那滨海大街的大住宅门口。客人们在宽敞的大门口下了车。看门的胖子每天早晨都在玻璃门外读报教诲过往行人，这时轻轻拉开大门，让来客从他身边进去。
主人和客人差不多同时走进大客厅：女主人新梳了头，脸上刚匀过粉，从一扇门进来；客人们从另一扇门进来。大客厅里的墙壁是暗色的，铺着柔软的地毯，灯光把桌子照得通亮，桌布白得耀眼，桌上摆着银茶炊和半透明的白瓷茶具。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掉手套。几个仆人悄没声儿地走来，帮助客人拉开椅子，大家就分两组坐下来：一组坐在女主人旁边，围着茶炊；另一组坐在客厅另一头，围着那位穿黑丝绒衣裳、生着两条弯弯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两组人的谈话开头照例总是游移不定，被招呼、寒暄、献茶所打断，仿佛在摸索话题。
“她作为一个演员真是出类拔萃，她一定研究过考尔巴哈 的造型，”一位外交家在公使夫人那一组中说，“你们可曾注意她是怎样倒下来的……”
“嗳，咱们别再谈尼尔生了！她没有什么新东西好谈了。”一位穿老式绸衣裳、没有眉毛、不戴假发而生着浅黄色头发的红脸胖太太说。这是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她以性格直爽、态度粗暴出名，因此绰号叫“可怕的娃娃”。米雅赫基公爵夫人坐在两组客人当中，同时倾听和介入两边的谈话。“今天我就听到有三个人谈到考尔巴哈，谈的都是同样的话，仿佛预先串通好了似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这样喜欢这句话。”
谈话被她这个意见打断，只得再想新的话题。
“您给我们说些什么好玩的事，但话可不要刻毒。”擅长闲谈的公使夫人对外交官说。那外交官此刻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倒有点为难了，因为一般认为只有刻毒的话才好玩，”他笑眯眯地说，“不过我愿意试一试。您出个题目吧。关键全在于题目，有了题目，文章就好做了。我常常想，上个世纪的好口才，到今天也很难说出有趣的话来，因为一切有趣的话现在都已成为陈词滥调了……”
“这话也早就有人说过了。”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开始得很文雅，但因为太文雅了，谈谈又谈不下去。于是不得不采用那种最可靠的办法：挖苦人。
“您没发现土施凯维奇有几分路易十五的风度吗？”他瞟了一眼那个站在桌旁的浅黄头发的年轻美男子说。
“可不是吗！他的趣味同这客厅是一致的，因此他经常到这儿来。”
这番话得到了人家的响应，因为他暗示的事在这个客厅里是不能直接说的。那就是土施凯维奇同女主人的关系。
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同样在三个无法避免的题目之间兜来兜去：最近的社会新闻、剧院和对人的挖苦，但最后也集中到说人家的坏话上。
“你们听说了吗，玛尔基谢娃——不是女儿，是母亲，给自己定做了一件鲜艳的玫瑰红衣服？”
“不会的！要不那真是太妙了！”
“我真弄不懂，像她这样聪明的人——她确实并不笨——怎么不明白，她这样会被人家笑死的。”
人人都找些话来挖苦和嘲笑那个倒霉的玛尔基谢娃。于是谈话就像烧旺的篝火一样噼噼啪啪地谈开了。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子，热衷于收藏版画，知道妻子有客人，就在去俱乐部之前到客厅里来了一会儿。他踏着柔软的地毯，悄悄地走到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