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妈妈去卖房子那天，我回想起了儿时所有记忆深刻的事。但对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它们在生命中的意义，我并不确定。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香蕉公司制造虚假繁荣，父母结婚时，阿拉卡塔卡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自记事起，我总是听到那句预言意味的话：“香蕉公司要撤走了。”先是偷偷摸摸地小声说，然后是惊慌失措地大声说。可谁也不信，谁也不敢去想那灾难性的后果。
妈妈说，其实没死几个人。想象中那么宏大的悲剧，场面居然如此之小，我甚至感到有些扫兴。后来，我去采访幸存者和目击者，梳理报刊和官方文件，发现真相始终无迹可寻。顺从者称的确无人死亡；绝不顺从者则斩钉截铁地断言，死者过百，他们曾亲眼目睹广场上血流成河，死者如残次香蕉，被装上货运列车，扔进大海。所以，我所理解的真相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某个含混不清的点上迷失了。把这个挥之不去的事件写进小说时，我将脑海中盘桓多年的恐惧化为确切的数字，对应事件的历史性，将死亡人数定在三千。虚构最终成为“现实”：不久前，在香蕉工人大屠杀纪念日，参议员发表讲话，倡议为死于军队之手的三千名无名烈士默哀一分钟。
之前大大小小的屠杀和香蕉工人大屠杀相比，实属小巫见大巫。据称，几位工人领袖被指认为共产主义者，也许此言不虚。陪妈妈去卖房子前后，我在巴兰基亚模范监狱邂逅了其中一位遭到追杀的杰出领袖爱迪华多·玛艾查，我当时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外孙，自此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告诉我，一九二八年罢工时，外公不是中立者，而是调停人。在他心中，外公做事公平公正。他的说法，使我对屠杀的了解更加完整，对这起社会冲突的看法更加客观。记忆最模糊、分歧最明显的只是死亡人数。话说回来，哥伦比亚的历史之谜远不止这些。
听了那么多彼此矛盾的说法，我脑海中冒出许多无中生有的记忆。最根深蒂固的是，我戴着普鲁士钢盔，挎着玩具步枪，站在家门口，看着汗流浃背的内地佬列队从巴旦杏树下经过。一位军官身着阅兵礼服，从我身边经过时，跟我打招呼：
“再见，加比 上尉。”
记忆十分清晰，可惜一点儿也不真实。军装、钢盔和步枪同时出现，可是，罢工两年后，卡塔卡已无作战部队。诸如此类的虚假记忆不胜枚举，让我在家中得了个坏名声：娘胎里记事，睡梦中预知。
自从对老宅有所了解，我便陷入一种状态：想起它，就只有深宅大院、孤寂萧瑟、痛苦、思念和疑惑。多少年来，那段日子几乎每晚入梦，如在那间圣徒像卧室一般，我醒来时总是心悸。少年时期，我就读于安第斯山区一所冰冷的寄宿学校，常常半夜哭醒。之后没心没肺地活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卡塔卡老宅里外公外婆的不幸源于剪不断的乡愁，越逃避，乡愁越浓。
简而言之，他们人在卡塔卡，心在帕迪亚省。我们仍管它叫“省”，而不呼其全名，仿佛世间独此一省。也许，他们不由自主地将卡塔卡的宅子建得跟巴兰卡斯的一模一样。在巴兰卡斯家中，隔着窗，能看见街对面凄凉的墓地，梅达多·帕切科就葬在那里。在卡塔卡，外公外婆虽备受关心和爱护，却故步自封，坚守故乡的喜好、信仰与偏见，拒不接受其他方式。
与他们走得最近的自然是同省乡亲。家里说的是上世纪他们的祖辈从西班牙经委内瑞拉带来的语言，之后一点点融入加勒比土话、奴隶口中的非洲语言和瓜希拉省方言。最后这个词外婆会混在一起用，成心不让我听懂。她哪里知道，我和仆人接触得多，那些词我比她更熟悉，至今还记得不少：atunkeshi（我困了）、jamusaitshitaya（我饿了）、ipuwots（孕妇）、arijuna（外乡人），最后这个词外婆会用来指西班牙人、白人，总之指一切敌人。在她看来，瓜希拉人总说一种索然无味的卡斯蒂利亚语，带着花哨的卖弄，如琼口中的方言，精确过头，什么“嘴上的唇”，必然产生歧义，外婆不许她这么说。
要是没有听说巴兰卡斯谁出生了、丰塞卡的公牛杀死了多少人、马纳乌莱谁结婚了、里奥阿查谁去世了、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病重的索卡拉斯将军病情如何，这一天就不完整。香蕉公司的仓库不时会出售包着纱纸的加利福尼亚苹果、埋在冰里的冷冻鲷鱼、加利西亚火腿和希腊油橄榄，可家里吃的永远是家乡土产：汤里放的一定是里奥阿查甘薯，早餐桌上的鸡蛋黄油玉米饼用的是丰塞卡玉米，小山羊吃瓜希拉盐长大，活龟活虾则是从迪武亚运来的。
每天下火车来家里的人多半是从“省”里来或是被“省”里人派来的，翻来覆去就利亚斯克斯、诺格拉、奥瓦耶这几个姓，往往和神圣的科特斯、伊瓜兰家族沾亲带故。他们只是背包路过，事先没打招呼，总会留下吃饭。我永远记得，外婆进厨房时总说：“不知道客人什么口味，每样做一点儿。”
永远的逃亡精神背后是特殊的地理位置。“省”位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圣马尔塔的内华达山脉和佩里哈山脉间富饶的峡谷，偏居一隅，自成天地，文化悠久，底蕴深厚。与内地交通不便，与海外交流便利，牙买加、库拉索近在咫尺，生活方式和安的列斯群岛上的更加接近，与委内瑞拉几乎不分彼此：两边国门大开，无肤色人种、高低贵贱之别。内地自说自话，政府立法、课税、驻军，任何坏消息自海拔两千五百米处由烧柴的汽船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八天送到这儿，早已变了味儿。
外公外婆扎根于此时，“省”的岛屿性质早已衍生出自成一体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这座老宅不仅是一个家，更是一个镇子。流水席总要吃好几轮，但是自我三岁起，头两个位子变得神圣起来：上校坐主位，我坐他右手桌角，其余位子男人先坐，女人后坐，且男女不同桌，只有每年七月二十日国庆那天可以打破这个规矩。午饭轮流吃，所有人吃完为止。晚饭不上桌，厨房供应大杯牛奶咖啡和外婆制作的精美点心。关门就寝时，各人选地方挂吊床，高高低低，一直挂到了院子里的树上。
那些年里，有一天最神奇：家里来了一群着装统一、打着绑腿、靴后跟绑着马刺的男人，额头上都涂有圣灰十字。他们是“千日战争”时期上校在“省”内各地留下的私生子，他们从各自家乡赶来为他庆祝生日，但晚到了一个多月。进门前，他们先去望了周三的圣灰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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