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易文翰给史学家孙教授布置了三个任务：第一，查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城是不是有个叫乔川的人，此人是不是侦探；第二，查查北城是不是有个苏公馆，苏公馆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案子；第三，查查1933年尚城百乐门和银行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否发生过什么案子。
孙教授已经75岁高龄，想要亲力亲为查这些自然不可能，但好在老教授桃李满天下，不乏现在在北城高就的，因此拜托孙教授这件事绝对是最佳途径，也是最短路径。
一个月后，孙教授的佳音传来，有结果了。
既然民国侦探笔记是共同财产，笔记里的谜题也等同于共同财产，易文翰马上电话联系吉时，然后打算开车先去吉时家把人接上，第一时间赶往孙教授的家。
临出门前，易文翰的父亲易蕤拦住他，煞有介事地说：“儿子，老钱家的儿子死了。”
易文翰习惯性地问：“什么案子？”
“什么什么案子，死人了就是有案子啊？”易蕤不满。
“哦，那是要随份子，”易文翰掏出手机，准备给老爸转账，“随多少？对了，老钱是谁？”
“就是，唉，说了你也不认识，反正就是你爷爷的朋友家的儿子，老钱有个儿子叫钱益多，前天在浦江边上烧烤，不小心落水溺亡！”
“随多少？”易文翰打开了转账页面，等着老爸指示。
易蕤把易文翰手机按下去，“你可长点心吧。”
“放心，我不去江边玩，我也没那个时间。”易文翰理所应当。
“我是说你赶紧给我恋爱结婚生孩子，人生苦短，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易蕤苦口婆心。
“绕这么大的圈子，还是这事儿。爸，是不是任何事儿你都能给说成这事儿？”
“你认识的人死了，你就一点感触都没有？”
“我不认识钱益多啊。”
“几个月前你参加婚礼的时候肯定见过他！”
“爸，我有急事儿，回来再说啊。”易文翰逃也似的溜了。
易文翰把车停在吉时家小区外，远远地就看吉时小跑过来。
一上车，吉时便说：“钱益多死了。”
“你也知道？”
吉时撇嘴，“我妈看朋友圈知道的，钱益多，男性，现年39岁，3天前傍晚于浦江失足落水，落入6米深水坑。”
“你认识他？这么关注？”
“我妈关注，她给我讲的。而且钱益多，婚礼那天跟咱们一桌的啊。就坐咱们斜对面，就那个要给咱俩介绍对象的阿姨，后来还去跟他攀谈过。只可惜，钱益多早就结婚，孩子都挺大了。就那样，阿姨还跟他聊了好久呢。估计是以名取人，以为这男人是个有钱人。”
“你倒是观察仔细，”易文翰打趣，“是不是那天同桌的人你都记住啦？”
“不光是同桌的，其他桌的，上台发言的，好多我都脸熟。我可是当老师的，记人脸人名不在话下。我敢说，我在单位认识的人肯定比你多。”吉时教过的班级可是不少。
两人抵达孙教授的家，被保姆直接领进了孙教授的书房。一进门，二人发现书房里不止孙教授一人，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戴眼镜的男人，很有领导派头。
孙教授给他们做介绍。男人名叫刘非，是孙教授的学生，现在是尚城日报的报社社长。
吉时和易文翰都不懂，孙教授为什么会找一个报社社长来参与他们的会谈，但是也不好问，只能先听孙教授先说。
“小易，小吉，”孙教授瞪大眼，神采奕奕，兴致勃勃，“你们上次说过的那个笔记，能不能给我看看？”
易文翰跟吉时对视一眼，两人都不知道该不该借阅笔记给孙教授。
孙教授一看二人这个态度，也不生气，“没关系，这个容后再说。先说说你们拜托我查的三件事。在学生的帮助下，三件事都有了答案。”
疑问和和吉时顿时来了兴致，安静等待孙教授的下文。
“第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城的确有个叫乔川的人，此人也的确是个侦探；第二，当时的北城根本就没有什么苏公馆，更不用提苏公馆里有什么命案了。”
果然，乔川这个人和身份是真的，但是笔记里记载的案子全都是虚构，为的就是传递密码。
“那么第三呢？”吉时性急。
孙教授不说话，而是默默把接力棒交给了他的学生刘非。
刘非清了清喉咙，开口道：“1933，百乐门，银行，能够把这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是一桩命案。”
“哦？”吉时和易文翰异口同声，两张脸上尽是期盼憧憬，求知若渴。
“不久前，孙老师找到我，毕竟我在报社就职，而我们报社有百余年的历史，自然保存着自从成立至今的所有报纸。这段时间，我翻阅了全部1933年的报纸，重点关注有关百乐门的报道，还真的找到了一起报道，讲的是1933年发生在百乐门的银行经理遇害的案子。”
刘非说完，孙教授把面前几张复印纸分别分给易文翰和吉时，介绍：“这就是相关报道的报纸复印件。你们看看吧。”
刘非和孙教授想得周到，复印了两份，吉时和易文翰可以同时阅读。
报道是当时尚城日报的当红记者廖琨撰写的。廖琨写道，案发当晚，他正巧也在百乐门消费娱乐，凑巧，或者说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让他亲身经历的案件发生的前后种种。因此，廖琨作为当事人之一，还原了整个案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