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名词之一。
关于什么人叫做资本家，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最开始引发这个话题争论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
4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然后196年他因&ldqu;投机倒把罪&rdqu;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年广久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
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破街坊称为&ldqu;傻子&rdqu;，他自也被叫成&ldqu;傻子&rdqu;，于是索性叫个&ldqu;傻子瓜子&rdqu;得了。
&ldqu;傻子瓜子&rdqu;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
到秋，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了1个，
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
&ldqu;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rdqu;
于是，&ldqu;徽省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rdqu;、&ldqu;年广久是剥削分子&rdqu;的流言顿时传遍徽省。
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
&ldqu;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个人，算不算剥削?&rdqu;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ldqu;业主&rdqu;与&ldqu;资本家&rdqu;的界线，
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ldqu;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业主&rdqu;，
而超过8人，则开始&ldqu;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rdqu;，是为资本家。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ldqu;七下八上&rdqu;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
在鲜活的现实面前，&ldqu;经典&rdqu;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ldqu;家庭副业&rdqu;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ldqu;傻子&rdqu;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国家，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十万工商户来，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行变成了实际难题。
在广东一个县城，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个工日当年获纯和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阵激辩。
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创办&ldqu;周生记太爷鸡&rdqu;，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着为剥削。
是不是资本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