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在1973年翻译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在每章的后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和注释，如今校阅译稿，认为还有几点需要作些说明。这几点是：一、这篇长诗为什么标题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二、海涅讽刺什么，歌颂什么；三、马克思与海涅在巴黎的交往和这篇长诗的关系；四、关于翻译方面的几句话。
一 为什么标题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海涅从1831年5月离开德国流亡到巴黎，直到1856年2月在巴黎逝世，在将及二十五年的岁月里，他只在1843年10月至12月、1844年7月至10月回德国两次。两次回国的目的地都是汉堡。他第一次回国是为了探视他的母亲，并与汉堡出版商康培协商解决关于出版他的著作的一些问题，但最大的收获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产生。他第二次去汉堡，主要是亲自安排他的诗集《新诗》和这篇长诗的印刷出版事宜。海涅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文学界是以一部抒情诗《歌集》和四部散文《旅行记》闻名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用海涅自己的话说，则“是一个崭新的品种，诗体的旅行记，它将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
这部“诗体的旅行记”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记，按照旅程的顺序记载路上的见闻和感想。诗里叙述的作者在德国境内经过的城市和地区，并不是海涅去汉堡时经过的地方，而是他从汉堡回巴黎所走的路线。关于时间，长诗的第一行说明是在11月，实际上海涅在10月29日已经到达汉堡了。诗里的地点和时间，都不符合旅行的实际，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把这篇长诗标题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德国”是现实的，“童话”是非现实的，现实的德国和非现实的童话是怎样一种关系？
海涅在这篇长诗的《序言》里说，他还要写“另一本书”，作为补充。这“另一本书”是用书信体写的，没有完成，只写出第一封信（后来海涅文集的编纂者给这片断标题为《关于德国的通信》），其中有一处记载着海涅在柏林大学读书时跟黑格尔的一段谈话：“当我对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句话表示不满时，他奇异地微笑，并解释说，这也可以说成是‘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命题，通过黑格尔对海涅的解释，使人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革命意义。对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有更为深刻的阐述：“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自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从这种现实与不现实、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理解海涅为什么把这篇长诗叫做《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以下简称《童话》）。至于海涅在1841年写过另一篇长诗《阿塔·特洛尔，一个夏夜的梦》，这里“冬天的童话”与“夏夜的梦”在标题上是互相对应的，但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联系。
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在政治方面，德意志联邦仍然处在封建分割的落后状态，各邦的王侯大都昏庸无能，而又狂妄自大，广大人民群众在他们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过着被奴役被压迫的生活。先进的思想被禁止，进步的社会活动家被迫害，自发的工人运动遭受残酷的镇压。资产阶级反对派由于它阶级本身的脆弱在反动的封建势力面前显示出极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一般小市民则安于现状，对统治者奴颜婢膝，而又自鸣得意。法国在1789年前已经变得很不现实的东西，在半个世纪后的德国却依然存在。海涅在巴黎居住，已经过了十二年零五个月，在巴黎动荡的社会里，呼吸自由空气，接触到当时欧洲各种变革社会的思潮，扩大了眼界，开阔了心胸，一旦回到处于停滞状态的、沉睡的德国，他深深感到德国社会中腐朽的不合理的现实已经失去了必然性，它早就不应该存在了。可是它不仅不肯自行灭亡，反而用尽一切方法和手段，来扼制任何足以促使它灭亡的革命力量。它越是硬要存在，硬要冒充现实，在海涅看来，它也就越是成为非现实的。对于这些非现实的现实，海涅在这篇长诗中用梦境、幻想、童话和传说等方法把它写得光怪陆离，给人以似真还假、似假还真的印象，预示它的必然灭亡和不应存在。过去有些喜剧作者、擅长讽刺的小说家和诗人，善于用这种手法揭露批判社会中的落后现象和反动势力，海涅的机智和幽默在这方面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海涅自己也说，《童话》是“一篇极其幽默的旅行叙事诗”。
但是，海涅对于“凡是合理的都必须存在”则抱有信心，给以热情的歌颂。在当时的德国，反动势力十分猖獗，进步力量受尽迫害，浑浊的空气使人窒息，但是新生的事物仍然萌芽成长。在哲学领域中开展了起着重大解放作用的反宗教斗争，在文艺界“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和诗人们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进行抨击，早期的工人运动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兴起，在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着各种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这时，科学的社会主义刚刚开始形成，1848年的革命高潮虽然尚未到来，但海涅已经感到“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 。他在《童话》开始的第一章里就以严肃的态度歌颂了没有剥削制度的社会理想；在最后一章里满怀信心预告新的一代必将到来，给人以现实之感。因为这是合理的，所以必须存在；纵使今天还不存在，明天必定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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