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式政权的另一个显著征兆，就是相对于抗战以前，根据地农村的权力中心多了若干新的成分。直接掌握枪杆子的人，原来基本上属于地方精英控制的武夫，现在由于直接的抗日武装行动，获得了与精英分庭抗礼甚至压过他们的地位。尽管党员成分比苏维埃时期大大复杂化了，但毕竟还是有更大量的贫苦农民通过共产党的扶植上升到了权力的台面上，他们似乎更容易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获得村民的尊重，也容易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获得从前根本无法获得的从政经验和知识，从而具备变成新精英的条件。一般来讲，尽管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吸收和照顾党外人士，给原地方精英很多参政的便利，但在根据地，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还是在稳步地上升，从而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期间，彻底推翻精英统治准备了条件。毕竟，贫苦的农民才是共产党赖以改天换地的基本力量，不依赖他们的积极性，全能式政权就不可能确立。显然，跟原来的地方精英相比，新生力量似乎对党和政府的依赖更强，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提拔上和背后的支持上，更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使得原来一直卑贱的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上并占据着权力的中心。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进入根据地之前，这些地区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虽然农民认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力（就像他们认可任何一种能控制局面的武力一样），但明显缺乏对这些武力心理上的认同。虽然他们也不满于近世道德的衰落，但对唯利是图和不道德行为带来的灾难也无可奈何，他们固然一如既往地抨击和嘲笑富人，但骨子里却依旧充满了对富人生活的向往，即使是古已有之的以夷夏之防为内容的种族主义，也无一例外地含有太多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义和团的教训），他们对能否战胜眼前的日寇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往往有赖于新型意识形态的推行，为了鼓舞和激励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同样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武器。在抗战时期，农民的思想意识实际面临着双重的困惑，一方面，由于西方侵入导致的传统意识的崩溃一直在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影响着他们所处的社会，毁坏着农村社会上层的道德基础，一般比较了解外面情形的农民，对于外国的压迫和侵略怀着仇恨，但却无可奈何；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武化统治与唯力是恃的观念又冲击着农民的乡里道义，实际上，偏于保守的农民更渴望的是恢复传统的道德氛围，重现传统的乡村秩序，在往昔情景的再现中重建正义的诉求。当然，这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义和团时代的农民，他们对于盲目排外不再过分热衷，对于一切能使他们摆脱目前困境的新东西，也有接受的可能。
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到来之前，由于持续几十年的破败，农村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原来经常举行的乡村娱乐活动出现了少见的凋敝，在农闲时节，一些村庄已经请不起外面的戏班来唱戏，村际的赛会也时断时续，集市和庙会活动虽然还能维持，但也远不如从前红火。维系上层意识形态的学校教育，由于清末的教育改革，旧的村学和私塾基本瓦解了，而新教育并没有在农村扎下根，青壮年农民识字的越来越少，上过学的年轻人大部分都离开了农村。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不仅经济上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而且文化上凋敝不堪的农村。他们不仅要迅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还要重新在农民心里注入一种新的“道理”，它必须是讲理的，不再是谁拳头硬就听谁的，它还须带有古老的气息，与传统的老理大体上是吻合的，观念绝对不能太新，至少在男女伦理问题上，过去苏维埃时期的做派显然要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要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一种借口和说法，给予中国共产党行为以合理的解释，并赋予中国共产党所有的主张和行为某种正当性。
共产党的善于宣传是它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而其高明之处既在于善于掌握群众的心理，也在于善于利用农村各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群体性的娱乐活动，融商务、贸易和宗教活动为一体，在欣赏各种戏曲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教益，农民的世界和价值观多半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传统的上层意识形态的主要观念——忠孝节义也主要是通过这个渠道渗透到农民心里的。抗战期间，存在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向乡村的文化转移，大批城市知识青年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来到了乡村，为面向农民的大规模民族主义宣传提供了条件，当然，这些人对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歌和话剧，但真正对农民起作用的是一部分勇于深入到农民中间的人，他们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摆脱了阳春白雪式的说教方式，开始与民间艺人结合起来，开辟出了一片戏曲生活的新天地。我们在浙东边区的“文教方针”中看到，那里要求争取和团结民间艺人，不仅要争取职业的艺人，所有“戏子，唱滩黄的，唱新闻的，说书的，小唱，画神像的，靠卖唱为生的乞儿等”，还包括业余的，“一切能唱、能做、能玩乐器的有职业者”。要“登记审查旧剧，提供新剧”，“提倡与改造民间艺术形式，如戏剧（的笃班、绍兴高调等）、音乐（小调、山歌、胡琴、锣鼓等）、绘画（连环画、年画、门神、壁画等）、小说（章回小说、宣卷本等）、舞蹈（马灯调舞蹈、高跷、舞灯等）运用这些来进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是最有效的”。
根据地的戏曲活动分成许多层次，边区政府和军队一般都拥有水准相当高的剧团，各军分区和县也有些剧团和剧社。开始，他们比较热衷于排演俄罗斯和苏联的大型话剧，举办大型的文艺会演，虽然演出时观众也是人山人海，但毕竟老百姓只是看热闹，并没有真的看懂。后来，这些剧团分散成小的演出队下到基层，演的东西也不单单有话剧，而且还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秧歌。他们下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培训村剧团，教村里的年轻人演话剧，打霸王鞭，实际完成了文艺界知识分子与乡土艺术爱好者的结合。最活跃的演出团体是由青抗先和文救会组织、各地乡土戏曲爱好者搞起来的村剧团，仅晋察冀边区，这样的村剧团就有上千个，它们的活动遍及边区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渗透到了敌占区，其中像阜平的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