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农村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的一个阶段，不仅经济上破产，农民陷入普遍的贫困化的境地，而且农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以及组织网络都弄得七零八落，农村变成了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间地狱。军阀统治下的赋税与兵差的征发毫无规律而且连年增加，已经使农民难以应付，而且在长期的战乱中，军阀的军队变成了空前庞大的掳掠烧杀的机器，无论兵败还是兵胜，所过之处一概田庐为墟。1922年军阀陈树藩与吴新田战于陕南，结果是“自子午谷至汉中，沿路几无一幸免的女子”，“往日繁盛的场所，一概变成荒丘”。像这样的报道，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日不有。在河南，还发生过几次因村民处罚强奸民女的士兵而招致军阀部队有组织地“屠村”事件。土匪对乡村社会袭扰也日重一日，使农民穷于招架，但是，毕竟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保护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到了破坏，有价值的社会精英大量流失，但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东西是不大容易在几十年内全然瓦解的。在华北，当一个个单独的村社应付危机的策略有些失灵的时候，他们开始形成了联庄甚至数县一体的农民自卫机制，以反抗军阀和土匪无节制地对农村的掠夺和烧杀。
红枪会名称的来由，显然是由于他们多数人使用带有红缨的长矛。其实红枪会在各地有五花八门的名称，“在山东有红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只是一个概称。关于红枪会的源头，各家说法不一，有的说它来源于民间教门，有的说来源于民间武会，还有的说来源于乡团，但多数人都指出红枪会与义和团有直接的渊源，甚至说是义和团在新形式下的复活。诚然，红枪会与义和团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借助类巫术的神灵附体宣扬“刀枪不入”的神话，信仰的神灵也多为来自民间戏剧小说的天神地祗和英雄好汉，当年活跃在义和团拳坛上的猪八戒、孙悟空以及关张赵马之类戏剧影像，同样是红枪会的成员顶礼膜拜的对象，甚至连打仗时冲锋也与义和团类似，喝符念咒之后，袒露上身挥舞刀枪集团猛扑。
然而，红枪会并不是义和团的再现。虽然义和团与红枪会一样，同是乡土社会应付危机的非常之举，但他们所要应付的危机是不一样的，虽然参加红枪会的农民同样会感受到外国侵略的压力，但他们对于西方的基督教却远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反感和敌视，他们所要对付的敌人，主要是让他们无法生存的军阀和土匪，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来自官方的军队和政府的压迫。红枪会从来没有像义和团那样受到过官方的鼓励和怂恿，但他们的组织力和武力都比义和团要强。也许，红枪会和义和团最大的区别在于，义和团虽然也不排斥西方的先进武器，但由于存在着对现代化兵器根深蒂固的陌生感，因而他们根本不会使用，所以实战只能靠“刀枪不入”的神话加上一点武功来应急。而对于红枪会来说，军阀的连年混战已经消除了农民对西式快枪的陌生感，而且将现代化兵器撒满乡野，如果说，当年参加义和团的人中当过新式军队的士兵的还相当少的话，那么红枪会里做过军阀兵或者其他武装人员的人则比比皆是。红枪会不仅有快枪，甚至有的集团还有机枪和少量的大炮，在作战时，他们对现代兵器的依赖也相当大。因此，红枪会虽然打着神术的幌子，但骨子里却跟同时期的其他武装集团没有多少区别。当然，红枪会之所以叫红枪会，说明它的队伍里冷兵器的比重还不小，红枪会也的确比较注意训练成员的抗打击能力（即所谓的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和拳脚以及冷兵器技巧，这是因为农民的经济力量有限，获取现代兵器的能力较弱，因此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偿措施。事实上，有些比较“穷”的军阀部队，比如直系的吴佩孚和冯玉祥，他们的队伍里同样重视中国功夫，同样要借一部分冷兵器来济现代兵器之穷。
第一支红枪会诞生于何时现在已经不容易考证了，尽管学术界对此有过几种说法，但均无法证实其“第一”的位置。但大家都承认红枪会的兴盛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说在华北兵匪肆虐的时期。也可以说，恰是由于兵匪横行的暴虐，才使得红枪会泛滥。特别是军阀混战的战场所在，扰害特别严重，不仅乱派兵差，强征夫役，而且沿途烧杀奸掠，遂将分散的各种民间武装激成了燎原之势的红枪会反抗。虽然相对来说红枪会的对手比起义和团来要弱一些，但红枪会的战斗力显然要强得多，他们不仅可以对付一般的土匪和散兵游勇，而且可以击溃或者消灭成连成排甚至成营成团的队伍，甚至多次围困城市。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军阀像张宗昌、吴佩孚、刘镇华，以及国民二军都曾为红枪会所困扰。
红枪会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红枪会组织是一种农民自卫的团体，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正当性。尽管红枪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有个别红枪会的行为近乎于土匪，但绝大多数会伙基本上以跟军阀和土匪相反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呈现自己的面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生存的家园。他们的行动带有农民的朴实性，富有乡里道义，行动时自带干粮，即使攻进了城市，一般也不掳掠烧杀，河南滑县红枪会数千之众，攻下商业重镇道口之后，虽然“大街小巷全是红枪会”，但一般的商民并没有受到滋扰，撤离的时候只将县政府给抢了，“拿走县政府公款一万五千元，夺去县警察队枪支百余支”。“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驻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从表面上看，红枪会的行为方式与义和团很相近，他们讲求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对“法术”禁忌的担忧，但是，由于实际上红枪会的战斗力主要靠的不是冷兵器的搏杀和对迷信的依赖，所以他们约束自己，往往是因为要表现出与兵匪不一样的举止，只有这样与兵匪反其道而行之，红枪会才会得到人们的拥护，会众也才因道义上的正当性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由于红枪会自身的特性，其道德也具有复旧的特征，比如山东金乡、嘉祥、鱼台一带的红枪会在1929年就曾经向政府军提出“重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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