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列文同奥勃朗斯基来到列文经常停留的那个农民家里时，维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边了。他坐在农舍屋子的中央，两手撑住长凳，让女主人的兄弟——一个兵士替他脱沾满泥浆的靴子，同时发出一阵有传染性的欢笑。
“我刚来不多一会儿。他们真有意思，又请我吃又请我喝。多么出色的面包！可口极了！还有伏特加，我可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好酒！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钱。还连连不断地说：‘别见怪，别见怪。’”
“怎么会收钱呢？他们是愿意请您这位贵客的呀！难道他们是卖酒的吗？”那兵士终于把那只湿淋淋的皮靴连同发黑的袜子脱下来，说。
农舍被猎人们的泥污靴子和两条正在舔身子的涂满泥浆的猎狗弄得肮脏不堪，屋子里又充满沼泽和火药的味儿，而且没有刀叉，但猎人们却津津有味地喝了茶，吃了晚饭。这种独特的风味只有打猎的时候才能尝到。他们梳洗完毕，来到打扫干净的干草棚里。车夫已在那里替老爷们铺好床了。
天色黑了，可是猎人们谁也不想睡觉。
他们海阔天空地谈了一通打猎、猎狗和打猎轶事，接着谈话就转到大家都感兴趣的题目上来。由于维斯洛夫斯基再三称赞这种迷人的过夜方式、芬芳的干草和那辆破马车（他把这辆卸下前轮的马车当作破马车）的独特风味、招待他喝伏特加的农民的慷慨好客，以及各自躺在主人脚边的猎狗的忠心耿耿，奥勃朗斯基就讲起去年夏天他在马尔杜斯家打猎的趣事来。马尔杜斯是著名的铁路大王。奥勃朗斯基讲到这位马尔杜斯在特维尔省租了多么好的沼地，而且保护得多么周到；猎人们坐的马车和狗车多么讲究，搭在沼泽旁边吃早饭用的帐篷又多么有气派。
“我真不了解你，”列文在草堆上站起来说，“你同这些人一起，怎么不觉得讨厌。我知道早饭时喝点法国红葡萄酒是挺愉快的，但是这样的穷奢极侈，你难道不反感吗？这些家伙就像从前的酒类专卖商一样，靠发横财致富，大家都瞧不起他们，可是他们满不在乎，还用发横财得来的钱去收买人心。”
“一点儿也不错！”维斯洛夫斯基附和说。“一点儿也不错！当然奥勃朗斯基去是出于好意，可是人家会说：‘奥勃朗斯基也去了’……”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列文听见奥勃朗斯基笑着这样说，“我根本就不认为他比任何富商或者贵族更不要脸。他们这些人都是靠劳动和智慧发财的。”
“是的，但靠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啊？难道霸占土地、投机倒把也算是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要是没有他这一类人，也就不会有铁路了，这难道不是劳动吗？”
“但这种劳动同农民或学者的劳动不一样。”
“就算这样吧，但他的活动创造了成果——铁路。你却认为铁路毫无用处。”
“不，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可以承认铁路是有用的。但任何不符合所付劳动的收益都是不合理的。”
“那么，谁来判断符合不符合呢？”
“凡是用不合理手段，用巧取豪夺得来的利益。”列文觉得无法划清合理和不合理的界线。“譬如银行的收益，”他继续说，“大量财富不劳而获，这是罪恶。这同酒类专卖一样，只是换了个方式。正像法国俗话说的：‘国王死了，国王万岁！’酒类专卖业刚消灭，就出现了铁路、银行，这些也都是不劳而获。”
“是的，你这些话也许是对的，也挺俏皮……躺下，克拉克！”奥勃朗斯基对在草堆里乱钻擦痒的猎狗喝道，显然深信自己的立论是正确的，因此镇定自若。“但你没有划清正当劳动和不正当劳动之间的界线。我拿的薪金比我的科长多，虽然他比我更熟悉业务，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我说不上来。”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你从事农业劳动，得到的利益就说有五千卢布吧，可是我们这位种田的农民主人，不论他怎样拼着命干，收入决不会超过五十卢布，这种情况就像我的收入超过科长，马尔杜斯的收入超过铁路工人一样不合理。反过来，我看到社会上对他们抱着一种不该有的敌视态度，我觉得这里有妒忌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