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家人和朋友，甚至也感染了他们的德国房东。
公爵同吉娣一起从浴场回来，邀请上校、玛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和华仑加一起喝咖啡。他吩咐仆人把桌椅搬到花园里的栗树底下，在那里摆早餐。房东和仆人受他快乐心情的影响，也变得活泼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半小时以后，楼上那位患病的汉堡医生，从窗口羡慕地望着栗树下这群快乐健康的俄国人。在一圈圈摇曳不停的树枝阴影下，在铺着雪白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黄油、干酪、野味的桌子旁，公爵夫人头戴缀有紫色缎带的帽子，坐着给大家分发咖啡和面包。桌子的另一头坐着公爵，他吃得津津有味，快乐地大声谈着话。公爵把买来的东西摆在身边，有雕花木盒、木雕小玩意、各种各样的裁纸刀。他在各地温泉都要买一批小玩意儿，分赠给大家，包括女佣丽斯星和房东。他用蹩脚得可笑的德语同房东说笑话，坚决认为治好吉娣的病的不是温泉，而是他那出色的伙食，特别是他的黑李子汤。公爵夫人嘲笑丈夫的俄国习气，但非常高兴，十分活跃。这是她来到温泉以后不曾有过的。上校听公爵讲笑话，照例面带笑容，但在他用心研究的欧洲问题上，他支持公爵夫人的观点。心地善良的玛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听公爵说笑话，格格地笑个不停。连华仑加也被公爵的笑话逗得发窘，不禁发出轻微而有传染性的笑声。这是吉娣从没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吉娣高兴，可她总不能摆脱心事。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她所喜爱的生活流露出有趣的看法，等于向她提出一个她无法解答的问题。这问题又加上了彼得罗夫一家对她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今天表现得特别清楚和不愉快。人人都很快活，但吉娣快活不起来。这样她就更痛苦。她的心情就像小时候被罚关在房间里，却听见姐姐们在外面快乐地谈笑一样。
“嗳，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递给丈夫一杯咖啡。
“我出去散步，嗯，有时经过小铺子，他们就用德语‘大人，阁下，殿下！’地乱叫，要求你进去买一点什么。嗯，只要他们一叫‘殿下’，我就忍不住了，十个塔勒 就这样送掉了。”
“原来你是因为无聊才买的。”公爵夫人说。
“当然是因为无聊。在那里过得实在无聊，妈妈，真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才好。”
“怎么会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玛丽雅·叶夫盖尼耶夫娜说。
“有趣的东西我全知道：黑李子汤也好，豌豆灌肠也好，我统统知道。”
“不，公爵，不管您怎么说，他们的制度总是挺有趣的。”上校说。
“有什么有趣的？他们都像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铜币，扬扬自得，似乎他们德国人把谁都征服了。哼，可我有什么事好得意的呢？我没有征服什么人，我不得不自己脱靴子，还得自己把它放到门外去。早晨一起来，就得立刻穿好衣服，走到餐厅里去喝那难喝得要命的早茶。在家里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从容不迫地醒过来，耍耍脾气，发发牢骚，然后定定神，好好考虑考虑各种事情，用不着性急。”
“时间就是金钱，您忘记了这一点。”上校说。
“什么时间！有时候你为半卢布可以牺牲一个月，可有时候你不论出多少钱也换不到半个小时啊。你说是吗，吉娣？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呀？”
“没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呀？再坐一会儿。”他对华仑加说。
“我要回家了。”华仑加说着站起来，又哧哧地笑了。
她收起笑容，告了别，走进屋里去拿帽子。吉娣跟着她进去。她觉得如今连华仑加也变了。她没有变坏，但变得同她原来所想象的不同了。
“嗬，我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华仑加收拾起伞和提包说。“您爸爸真好！”
吉娣不做声。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哪？”华仑加问。
“妈妈想去看看彼得罗夫他们。您不去吗？”吉娣试探着华仑加的态度，说。
“我去的。”华仑加回答。“他们准备回去，我答应去帮助他们收拾行李。”
“好，那我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