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家，照例没有时间到房里去看安娜。他走到书房里去接见等着他的来访者，在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个客人（平日总有几个客人到卡列宁家来吃饭）：卡列宁的老表姐，一位司长和他的太太，一个被推荐到卡列宁部下任职的青年。安娜走到客厅里来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第五下，卡列宁就穿着燕尾服，佩着两枚勋章，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因为一吃完饭他就要出去。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预先排定，都有活动。为了完成每天摆在他面前的事，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不紧张，不休息。”——这是他的信条。他走进客厅，向每个人点头致意，一面向妻子微笑，一面匆匆坐下来。
“是啊，我的孤独生活这下子算结束了。你真不知道一个人吃饭有多别扭（他特别强调‘多别扭’三个字）。”
吃饭时他同妻子谈了些莫斯科的事，带着嘲讽的微笑问到奥勃朗斯基的情况。不过，谈话都是一般性的，都是些彼得堡官场和社会上的事情。饭后，他陪了半小时客人，就又笑嘻嘻地握了握妻子的手，乘车去参加会议。这天晚上，安娜既没有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公爵夫人一知道安娜回来，就请她晚上去玩——也没有到她订有包厢的剧院里去看戏。她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她预备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在客人走后，安娜理理服装，感到很懊恼。她在衣着上一向善于精打细算，在去莫斯科之前就请女裁缝替她改制三件衣服。她要求衣服改得认不出是改制的，而且三天前就应当改好。结果两件衣服根本没有改，还有一个也改得不称安娜的心。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这样改更合适，因此惹得安娜大发脾气，过后她想起来都觉得害臊。为了要使心情平静下来，她走到孩子房里，整个黄昏都同儿子在一起过，最后又安顿他睡觉，为他画了十字，盖好被子。她哪儿也没有去，一晚上在家里过得那么愉快，觉得很高兴。她感到那么心安理得，那么清楚地看出，她在火车上认为不平凡的遭遇，其实只是社交界一件平凡的小事，她没有理由要在人家面前和自己面前感到害臊。安娜坐在壁炉旁边读一本英国小说，等着丈夫。九点半整，她听见他的铃声，接着他就走进房里来。
“你到底来了！”她说着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旁边坐下。
“我从各方面看出来，你这次出门很顺利。”他对她说。
“是的，很顺利。”她回答。于是她一五一十把各种事情讲给他听：她同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同车去莫斯科，她到达莫斯科的情况，铁路上发生的意外事故。接下来又讲到她怎样开头同情哥哥，后来又同情陶丽。
“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原谅，虽然他是你的哥哥。”卡列宁严厉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懂得他说这话就是为了表示，亲属关系并不妨碍他说出公正的意见。她知道丈夫的这种性格，并且很欣赏。
“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你也回来了，我很高兴！”他继续说。“那么，对议会里通过我的那个新法案，那里有什么议论吗？”
关于那个法案，安娜什么也没有听说。这件对他如此重要的事，她竟没放在心上，她感到内疚。
“这里正好相反，反响很大。”他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卡列宁想把这件事当中他觉得有趣的地方告诉她，因此故意提些问题引他讲。他就得意扬扬地笑着讲给她听，由于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他博得了不少喝彩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