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会后的第二天清早，安娜打电报给丈夫，说她当天离开莫斯科。
“不，我得走了，得走了！”她向嫂子解释她为什么要改变计划，那种语气就像想起了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似的。“不，还是今天走好！”
奥勃朗斯基没有在家里吃饭，但答应七点钟回来送妹妹。
吉娣也没有来，只送来一张条子说她头痛。陶丽和安娜就同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起吃饭，不知是孩子们容易变呢，还是特别敏感，他们觉得今天安娜同平时完全不一样，她不再关心他们——总之，他们不再同姑妈玩，也不再爱她，对她走不走毫不在意。安娜一早上都在忙于准备回家。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记下账目，收拾行李。陶丽总觉得安娜心神不宁，情绪烦躁。这种心情陶丽是体验过的，不是无缘无故，多半是由于对自己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陶丽跟着她进去。
“你今天好怪！”陶丽对她说。
“我吗？你发现了？我并不怪，我只是有点难过。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老是想哭。这很傻，但会过去的。”安娜急急地说，涨得通红的脸俯向一个玲珑的手提包。她正在把睡帽和麻纱手帕放到手提包里去。她的眼睛格外明亮，眼眶里泪光闪闪。“我当时舍不得离开彼得堡，就像现在舍不得离开这儿一样。”
“你这次来做了一件好事。”陶丽凝视着她的脸说。
安娜用泪汪汪的眼睛对她瞧了瞧。
“别这样说，陶丽。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来宠我，把我宠坏了。我做了什么？我又能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有那么多的爱，你能饶恕人……”
“要是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你真幸福，安娜！”陶丽说，“你心里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英国人说，人人心里都有秘密 。”
“你有什么秘密？你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有的！”安娜忽然说。在流过眼泪之后，她的嘴唇上出乎意外地浮起一种狡猾而嘲弄的微笑。
“那么，你的秘密一定是可笑的，而不是痛苦的。”陶丽笑眯眯地说。
“不，是痛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今天走而不是明天走吗？我的心事很难说出口，但我愿意向你坦白。”安娜说，身子断然地往安乐椅上一靠，眼睛盯着陶丽的眼睛。
陶丽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红到脖子上乌黑鬈发的发根，不禁吃了一惊。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可知道吉娣今天为什么不来吃饭吗？她在吃我的醋。我破坏了……这次舞会使她痛苦而不是快乐，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不过，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错，或者只有一点儿错。”她说，尖细的声音强调“只有一点儿”几个字。
“哈，你说这话多么像斯基华！”陶丽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