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勃朗斯基穿好衣服，身上洒了香水，拉齐衬衫袖口，照例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重链子带表坠的怀表分别放到几个口袋里，然后又抖了抖手帕。尽管他在家庭生活中遭到了不幸，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健康，浑身芳香，精神抖擞。他微微抖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给他准备好咖啡，咖啡杯旁边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是那个想买他妻子林产的商人写来的，他看了很不愉快。那座树林非卖不可，但现在同妻子还没有言归于好，这件事就根本谈不上。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会牵涉到当前他同妻子的和解问题。一想到他会受这种金钱关系的支配——为了出卖树林而非同妻子讲和不可，他就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奥勃朗斯基看完信，把公文挪到面前，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记号，又把公文推开，开始喝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张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说实话，他对科学、艺术、政治都不感兴趣，但却始终支持大多数人和他们的报纸对各种问题的观点，而且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才改变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他改变了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里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
奥勃朗斯基从不选择政治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政治派别和观点自动找上门来，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上装的式样，在穿着上总是随大流一样。由于进出上流社会，再加上成年人思想活跃，他需要有政治观点，就像需要帽子一样。至于他选中自由派，而不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信奉保守派，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有道理，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自由派说俄国什么事都很糟。不错，奥勃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总是很拮据。自由派说，婚姻制度陈旧，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确实没有给奥勃朗斯基带来多少乐趣，还违反他的本性，强迫他说谎作假。自由派说——或者更确切些，暗示宗教只是对野蛮人的束缚。不错，奥勃朗斯基即使做一个短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再说，他也无法理解，既然现实生活这样快乐，那又何必用恐怖而玄妙的语言来谈论来世呢？此外，奥勃朗斯基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作弄老实人。例如他说，若要夸耀祖宗的话，那就不应限于留利克 而把人类的老祖宗——猴子忘掉。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在奥勃朗斯基身上扎了根，他爱读他订的报纸，就像饭后爱抽一支雪茄，因为读报会使他头脑里腾起一片轻雾。他读了社论，社论里说，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这一洪水猛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凭空捏造的革命这一洪水猛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因循守旧，”等等。他又读了一篇论述财政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到边沁和穆勒 ，并且讽刺了政府某部。凭着天生的机灵，他能识破各种各样的讽刺文章是什么人策划的，针对什么人的，出于什么动机。他觉得这种分析是一种乐趣。可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想到了马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的风波。他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维斯巴登，以及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等广告，不过这些新闻广告并没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有点滑稽。
他看过报纸，喝了两杯咖啡，吃好黄油面包，站起身来，拂掉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接着挺起胸膛，快乐地微微一笑。这并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愉快的事，而纯粹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不过，这愉快的微笑立刻又勾起他的心事。他沉思起来。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勃朗斯基听出是他的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雅的声音）。他们在搬弄什么东西，把东西弄翻在地上。
“我说嘛，车顶上不能乘客人，”女儿用英语叫道，“捡起来！”
“怎么能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呢？”奥勃朗斯基想，“真是乱七八糟。”他走到门口召唤他们。孩子们丢下充当火车的匣子，向父亲跑来。
女孩是父亲的小宝贝，她大胆地跑进房间，抱住他，嘻嘻哈哈地笑着吊在他的脖子上。她像平时一样，闻到他络腮胡子里散发出来的熟识的香水味，就感到快乐。最后，女孩吻了吻他那焕发着慈爱的光辉、因为弯腰而涨得通红的脸，松开双手，正要跑开，却被父亲拦住了。
“妈妈怎么样？”他抚摩着女儿光滑娇嫩的脖子，问。“你好！”同时他转过脸笑眯眯地回答男孩子的问候。
他知道他不太喜欢男孩子，但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男孩子感觉到这一点，对父亲冷淡的笑容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奥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是一个通宵没睡觉。”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