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没有完成的短篇和小说，我很赞成说它们使任何一位遗嘱执行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在这些重要性不相等的文稿中有三部小说：卡夫卡没有写过任何比它们更伟大的作品。但由于它们的未完成，他把它们列在失败的一栏，这丝毫没有什么不正常；一个作者很难相信一部他没有做到底的作品的价值在它完成之前已经可以让人十分清楚地看得出来。但是一位作者不可能看得出来的，可以在第三者眼里显现得清清楚楚。是的，由于这三本小说——我对它们无限欣赏——如果我处在布洛德的境地，我也可能处在可怕的尴尬之中。
谁会给我建议呢？
那个作为我们最伟大的导师的人。让我们打开《唐·吉诃德》，第一章，第七、八、九节：唐·吉诃德和桑乔在山里，听说了克利索斯托姆（chrysostome）的故事：年轻的诗人爱上了一个牧羊女。为了能够在她身边，他把自己扮成一个牧羊人；但她并不喜欢他，于是克利索斯托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唐·吉诃德决定去看葬礼。诗人的朋友昂波罗索（ambrosio）主持小小的仪式。死者的遗体上盖满鲜花，旁边有写满诗的笔记本和纸。昂波罗索向众人解释说克利索斯托姆要求烧毁这些东西。
这时威瓦尔多（vivaldo）老爷，一位好奇的人加入了送葬人的行列，加以干预：他反对认为烧毁诗稿真正地符合死者的遗愿，因为愿望应当是理智的，而这个愿望并不理智。因而最好是把他的诗献给别人，让它给那些人带来快乐、智慧、经验。没有等昂波罗索作出回答，他俯下身，拾取了离他最近的几页纸。昂波罗索对他说：“出于礼貌，老爷，我允许您保留您已经拿去的；但是以为我不会烧毁其他的，那是徒劳的。”
“出于礼貌，我允许您”：这就是说，即使死去的朋友的愿望对于我具有法律的严峻，我也不是法律的仆从，我遵守它们，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对于其他与法对立的理由视而不见，比如礼貌或对艺术的爱。所以，“我允许您保留您已经拿去的”，同时希望我的朋友原谅我。虽然如此，由于这一例外，我违反了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对于我是一个法律；我这样做，由我自己负责，我自己承担风险，我作为违反一个法律的人这样做，而不是作为否认和取消这一法律的人；所以“以为我不会烧毁其他的，那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