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曾去上音乐作曲课。不是因为我是神童而是因为我父亲的腼腆的细腻。那是战争时期，他的朋友，一位犹太作曲家被迫戴着黄星；人们开始回避他。我的父亲，由于不知道怎样跟他讲对他的支持，想了个主意请他在这样的时候给我上课。那时人们把犹太人的公寓房没收了，作曲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往一个新地方，地方越来越小，最后在他去德雷琴（terezin）之前，他的住处极小，里面每一间都挤住着好几个人。他每一次都保留着他的小钢琴，我在那琴上弹奏我的和弦练习曲或复调练习曲，而我们周围的陌生人们则忙于他们的事。
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只有对他的欣赏和三四个形象。尤其是这样一个形象：下课后他送我走，在门前他突然停下对我说：“贝多芬有许多让人惊讶的差的乐段。但是正是这些差的段使他的强的段得以显现价值。好比一片草坪，没有它我们不可能在长在它上面的一棵漂亮的树下享受快乐。”
奇怪的想法。它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更令人奇怪。也许，我为能够听到先生倾诉心里的隐秘，听到一个秘密，一个只有入门者才有权获得的大诡计而感到荣幸。
无论怎样，那时候我的先生的这个短暂思索跟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捍卫它，我和它作战，我从来没有战胜它）；没有它，这篇文论肯定不会写出来。
但是比这个思索本身更为珍贵的是这个人的形象，他不久就要去作一次残酷的旅行，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高声地思索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