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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四世纪 四〇年代(前三六〇—前三五一年)(1 / 1)

周显王九年  魏惠王十一年  鲁共公十七年  韩懿侯十一年  秦孝公二年  赵成侯十五年  宋剔成十年  燕文公二年  楚宣王十年  卫成侯二年  齐桓公十八年

本年无记载。

周显王十年  魏惠王十二年  鲁共公十八年  韩懿侯十二年  秦孝公三年  赵成侯十六年  宋剔成十一年  燕文公三年  楚宣王十一年  卫成侯三年  齐桓公十九年

1、秦国(首府栎阳〔陕西省临潼县〕)公孙鞅既获得国君(二十五任孝公)嬴渠梁的绝对信任,准备大刀阔斧变法革新,在意料中的,立即受到既得利益的贵族们的反对。公孙鞅对嬴渠梁说:“就普通人而言,面对一项重要突破,开始时他不可能会热心投入。可是等到丰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他一定欢天喜地。真正有高贵品格的人,绝不随波逐流,建立不世功业的人,也绝不去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所以,圣人们认为,只要可以使国家获益,不一定要遵守传统。”高级官员甘龙表示异议说:“恐怕不见得,遵循传统的风俗习惯,依照传统的法令规章,处理国事,官员们可以胜任愉快,人民也不致骚动。”公孙鞅说:“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又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嬴渠梁毅然说:“我听你的。”授给公孙鞅第十一级官左庶长。(秦国官阶共二十级:最高一级“彻侯”、二级“关内侯”、三级“大庶长”、四级“驷车庶长”、五级“大上造〔大良造〕”、六级“少上造”、七级“右更”、八级“中更”、九级“左更”、十级“右庶长”、十一级“左庶长”、十二级“五大夫”、十三级“公乘”、十四级“公大夫"、十五级“官大夫”、十六级“大夫”、十七级“不更”、十八级“簪袅”、十九级“上造”、最低二十级“公士”。自三级“大庶长”到十一级“左庶长”比九部部长。十二级“五大夫”到十六级“大夫”都是军中文职人员。十七级“不更”到最低二十级“公士”,都是士卒。)

公孙鞅变法内容是:组织民众,十家编成一组,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鼓励告密,检举犯罪的告密者,跟疆场上杀敌,同一功勋。知情不报或掩护犯罪的,跟阵前降敌者同一处罚。建立军功的,依照等级,接受上赏。不诉诸政府而自相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处分。在自己专业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农夫农妇,从事耕种纺织,而有超额生产的,免除他们的赋税。从事蝇头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懒惰而陷于贫穷的,全家没收,男当奴隶、女当婢仆。皇亲国戚,如果不在战场上献身,一律排除于皇亲国戚之外。爵位官级,有一定的高下尊卑和一定的升迁顺序,分配给跟身份相当的田庄、奴仆婢女和衣服器物。对国家有功勋的,赐给他荣耀。没有功勋的富有人家,即令钱再多,也没有光彩。

公孙鞅考虑到变法命令颁布之后,人民不相信它是真的,可能无法推行。于是,在首府栎阳(陕西省临潼县)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称:谁要把它移置到北门,就给他二百四十两黄金(十金)的报酬。对这项告示,大家感觉到荒唐得离谱,所以没有人去碰它。公孙鞅接着增加赏额:“给他一千二百两。”有个家伙想,反正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它从南门拿到北门。公孙鞅真的立刻付给他一千二百两。于是,下令变法。

变法开始后一年有余,秦国各地人民纷纷前往首府栎阳(陕西省临潼县),向政府控诉新法弊端的数以千计。正在民怨沸腾、舆论哗然时,太子嬴驷触犯新法,这是变法成败的关键,也是秦国兴衰的关键,全国人都屏声静息,严密注视公孙鞅的反应。公孙鞅态度坚决,说:“法令所以丧失尊严,主要的是高阶层权势人物破坏它。太子是王储,也是国君的合法继承人,不能使他接受刑罚,但那些有责任教导太子应当守法的人,必须承担责任。”于是逮捕太子的师傅嬴虔,割去鼻子(劓刑);又逮捕皇家教师公孙贾,在脸上刺字(黥刑)。雷霆般的措施,使全国震慑。第二天开始,秦国人立刻守法唯谨,再没有人敢凭借财富或权势,行险侥幸。十年之间,秦国一跃而成为强盛的国家,路上没有小偷,山上没有强盗,不小心遗失了东西,也没有人去捡。人民勇于从军作战,不再自相械斗。村落城镇,一派清平。当初攻击变法的一些人,转过来赞扬变法。公孙鞅说:“他们正是乱法小民。”全都放逐到荒远边陲。从此,秦国人民没有人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

司马光曰:

威信,是君王最大的法宝。对国家而言,不能丧失人民,而对人民,不能丧失威信。没有威信,就不能驱使人民,没有人民,就不能保卫国家。从前,君王不欺骗世界,霸主不欺骗邻国。高贵的当权人物,不欺骗人民。优秀的子弟,不欺骗亲属。而蠢才的作为,却恰恰相反。欺骗邻国、欺骗人民,甚至欺骗他的兄弟、欺骗他的爹娘。在上位的不信任他的部下,做部下的不信任他的长官,上下疑惧,终于一败涂地。所得的一点小利,不能医疗创伤;所获的一点好处,不能弥补损失,使人痛心。历史上,齐国国君(十六任桓公)姜小白,不反悔跟曹沫的盟约。(齐国攻击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求和,两国国君在柯邑〔山东省阳谷县东〕举行高阶层会议,鲁国大将曹沫,向姜小白突袭,用匕首强迫姜小白退还齐国侵略鲁国的土地,在威胁之下,姜小白许诺。)晋国国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不贪图原城(河南省济源市西北)的土地。(姬重耳围攻原城,下令说:“三天攻不下,即行撤退。”三天不能攻破,姬重耳班师,情报说:“原城人就要投降了。”参谋人员建议:“我们应驻军待变。”姬重耳说:“虽得到原城,却失去信誉,对我们的伤害更大。”等大军撤退十五千米时,原城宣布投降)。魏国国君(一任文侯)魏斯,不改变跟农林部长(虞人)的约会(魏斯事,参考前四〇三年),嬴渠梁不吝啬移动一根木棍的奖赏。这四位君主,他们做事的方法,虽不像儒家学派政治家那么纯洁,而公孙鞅尤其刻薄。然而,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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