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到大路上，我就变得很迟疑：我是在栅栏门那里等着我父亲回来跟他打声招呼呢，还是在街上走走，看看我两个弟弟在哪里，或者去看看我妹妹有没有在家里？我找了一个电话亭，给埃莉莎打了电话，我领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那幢能看见维苏威火山的大房子。我妹妹现在还看不出来怀孕了，但她变化很大。好像仅仅是怀孕，就让她忽然成长起来了，也让她有些扭曲，她的语言和语气忽然间变得粗俗了。她面如死灰，心情很坏，好像很不愿意接待我们。在她身上，我没有感到一点儿温情，也没有感到一丝她小时候对我怀有的那种带有天真的崇拜。我提到了母亲的状态，她的语气很霸道——我一直以为她不会这样说话，至少是和我。她感叹了一句：
“莱农，医生说她身体好得很，是她的精神在受罪。妈妈身体很健康，身体没事儿，都是心病。假如你没让她那么失望，她也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你在胡说什么？”
她的语气更加刻薄了：
“胡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身体状态比妈妈还要差。总之，你现在一直在那不勒斯，你认识的医生多一些，你带她看看吧，你不能把什么事儿都扔给我。只要你稍微关心一下她，你看吧，她会好起来的。”
我尽量忍着没发作，我不想吵架。她为什么要这样和我说话？我和她一样，也变得更糟糕了吗？我们身为姐妹的好时光已经结束了吗？或者说，埃莉莎——我们家里最小的孩子——证明了现在这个城区会比过去还变本加厉地毁掉一个人？至于我的两个孩子，她们都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她们很失望，因为小姨对她们一点儿也不热情。我说，她们可以把外婆给的糖果吃完。然后，我问我妹妹：
“你和马尔切洛怎么样了？”
“非常好，还能怎么样？假如不是他母亲忽然死了，他有很多事情要操心，那我们会更幸福的。”
“什么事情？”
“莱农，操心就是操心。你想着你的书，但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儿。”
“佩佩和詹尼呢？”
“他们在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