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你找一套房子。”
“假如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你在写东西吗？”
“我刚出版了一本书。”
“另一本书？”
“是的。”
“但还没人提到这本书。”
“现在只在法国出版了。”
“是法语吗？”
“当然了。”
“是一本小说吗？”
“一个短篇小说，但它有一个主题。”
“是关于什么的？”
我长话短说，说得很含糊。我更愿意打探恩佐、詹纳罗和城区的事儿，还有她的工作。关于她儿子，她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他现在还在学校里，过会儿我就会见到他了，等一下他和恩佐一起过来，另外还有一个惊喜。但关于我们的城区，她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她提到了曼努埃拉·索拉拉的惨死，还有后面引发的一系列事儿：“没什么特别的，这里和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充满暴力死亡。”这时候，她忽然提到了我母亲，她明明知道我们之间充满了矛盾，还是说了我母亲很多好话，赞赏她的精神和劲头儿。让我惊异的是，她提到自己的父母时，也用了一种充满温情的语气，她说，她现在已经开始攒钱了，要把他们一直都住着的房子买下来，好让他们安心一些。她说：“我是在那儿出生的，我对那套房子充满了感情，假如我和恩佐好好干，我们会把它买下来的。”就好像为了说明自己这个慷慨之举的原因。她每天工作几乎十二个小时，不仅仅是给米凯莱·索拉拉工作，还有其他客户。她说：“我在研究一种新机型，叫‘系统32’，比你在阿切拉看到的要好很多，有一个白色机箱，上面有一个六寸的屏幕，很小很小，有一个键盘，还有一个内置打印机。”关于那些新出来的机子，她说了很多，她知道得也很多，通常她对新事物总是充满热情，但过几天，这种劲头就消了，会变得很厌烦。她觉得，新机子有它美好的一面。“很遗憾，”她说，“机子之外，围绕着那个机子周围的全是狗屎。”
这时候尼诺插了一句，他的态度和我全然不同：无论什么事儿，他都跟莉拉讲得很详细。他热情洋溢地提到了我的书，他说，那本书在意大利马上要出版了，他谈到了法国对这本书的评论。他强调，我和我丈夫还有两个女儿有很多问题要面对，他说起了他和妻子的决裂。他重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生活在那不勒斯，他甚至鼓励莉拉帮我们找房子。关于她和恩佐的工作，他还很得体地问了几个问题。
我听着他们说话，有一点心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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