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先生曾介绍过《唐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惟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春秋》责备贤者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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