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是第二轮政治改革的“成果”。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了。
拿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虽然这些代表与裴承毅的关系都不错，有的甚至在私下与裴承毅往来密切，比如在2051年离开三坚集团、在2052年当选为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当年就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蔺慕勋就是裴承毅的朋友，以及海航退役上将朱荣辉，但是不管是蔺慕勋还是朱荣辉、或者其他代表，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关系到基本利益的问题上绝对不会轻易妥协。
在审议中，蔺慕勋就多次提到，《斯德哥尔摩协议》并不是一份具有可执行性的协议。
在他看来，该协议对共和国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必然传递给共和国的军事工业，从而对共和国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产生影响，最终使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受损，丧失头号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迟迟不肯批准该协议，摆明了是在看共和国的举措，因此共和国更没有理由走在美国的前面。按照蔺慕勋的提议，在签署该协议之前，共和国必须与美国进行单边谈判，落实军控细则，比如海军在以战舰总吨位为标准的同时，还得明确各种舰艇的比重、单舰排水量的上限、舰种的具体数量等等，陆军、空军、天军与陆战队的情况也一样，绝不能因为一份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协议让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受损、让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蔺慕勋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谁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展开的时候再与美国谈常规军控，肯定来不及了。问题就在这里，即蔺慕勋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国当局去与美国谈判，而是希望用一份与美国的秘密协议，让《斯德哥尔摩协议》成为一份对共和国没有约束力的协议。要知道，蔺慕勋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国头号商人，在他身后不但由全球最大的资源类企业（如果按照总市值计算，三坚集团也是全球头号企业），还有共和国最大的几家军火企业。
事实上，在2052年底，共和国当局就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
当时裴承毅刚刚住进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确无误的告诉颜靖宇，《斯德哥尔摩协议》很难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支持。作为军人，而且是指挥共和国军队打赢了好几场战争、并且在脱下军装前（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军人不能参与元首与副元首选举，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当了10年的国防部长，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国的国内情况，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对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可以说，20多年前，王元庆能够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开刀，与军事工业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别的不说，整个日本战争期间，以蔺彦博为首的一批共和国商人就为国家捐助了上万亿元的战争经费，不然共和国也不可能在短短数个月内打败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赵润东时期的半岛战争期间，乃至纪佑国时期的东海战争期间，共和国的军火商人就参与了战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共和国军队南征北战。正是如此，到了21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敢怀疑军火商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不然也不会在2052年的换届选举中出现那么多军人代表。随着战争威胁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国当局是否承认，军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对国家政治生活与重大战略决策有着不亚于国家元首的话语权。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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