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几天，不断有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战报和对“德国法西斯”的谴责电文从鲁中边区转来。虽然每一份战报都是强调苏联红军作战如何如何勇敢，苏联人民如何如何不畏牺牲，“德国法西斯”又是如何如何的不堪一击。但从隐藏在这些形势一片大好话语后面的只言片语中，周卫国还是抓住了关键点，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军队进攻顺利，苏联红军正在节节败退！
周卫国的这个结论不由让李勇大为吃惊！
在他看来，苏联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当然老大哥，国力之强盛，军事实力之强大，有目共睹（包括大败东北军的“中东路事件”）！如今这样的一个军事强国竟然被德国给打得节节败退，那么德国的军事实力强到什么程度简直就令人难以想象了！
对此，周卫国的认识就清醒多了。他在德国军校学习期间，就听说了苏联从1934年底开始的大肃反，很多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这其中甚至包括提出大纵深机动作战理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都遭到清洗，罪名不外乎“反革命”、“阴谋暗杀党的领导人”等等！直到他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没听说苏联大肃反结束的消息。（苏联的大肃反直到1938年才结束！整个大肃反，约有70%的军长、60%的师长、50%的团长、20-25%其他军事人员遭清洗，约占所有军官的一半！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苏共1934年“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
德国对苏联的军事进攻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巨大的胜利，德国纳粹党执政以来举国所做的长期战争准备和对苏战争发起的突然性以及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苏联内部如此大范围的清洗，导致大批战功卓著的将领和实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死亡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以及大清洗造成的国家凝聚力涣散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同是军人，周卫国深为这些优秀的苏联军官的遭遇而惋惜，更加瞧不起苏联人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行为！
至于各种对“德国法西斯”的谴责电报，周卫国则只是看看就算——他从不否认自己对德国持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却对苏联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更何况，德国和中国离这么远，就算真的要消灭“德国法西斯”，也不是光靠说说就能做到的！
就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战报和对法西斯德国的谴责电文中，7月12日，从鲁中边区转来一条迟到的，似乎并不起眼的消息却让周卫国皱紧了眉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于7月7日晋升为陆军大将，7月9日，多田骏奉调回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一职由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接任。”
对于日军的高级将领，周卫国多少有些熟悉，尤其像冈村宁次这样有才能的将领！
冈村宁次不像多田骏，他是个中国通！早在一战时，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久的冈村宁次就曾经作为黎元洪大总统的顾问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的助手，在北京待了四年！此后，冈村宁次当过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做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一·二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又先后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不久又改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主持对东北义勇军的围剿。民国二十二年，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又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协定签订后，日本裕仁天皇甚至亲携协定书文本到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民国二十三年12月，冈村宁次回调参谋本部。次年3月，出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民国二十五年，日本少壮军人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后，由于在兵变中立场站得对、处置又得当，冈村宁次被晋升为中将，破格出任第二师团师团长，随后开赴北满，编入关东军的建制。在东北期间，冈村宁次的主要任务是对付东北抗日联军，他充分利用伪满军，实行“匪民分离”和建立“无人区”，在“军事进剿时切断对方补给线”，给东北抗联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和东北抗联的作战中，冈村宁次无疑积累了丰富的反游击作战经验（冈村宁次在1937年以后的情况由于周卫国离开了国军，消息来源有限，也就不大了解了）。
由这样一个熟知中国国情又有丰富反游击作战经验的人物接替多田骏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实非八路军之福！
尽管明知像这种战略层面的问题，自己一个小小的独立营营长没有任何发言权，周卫国还是就自己对冈村宁次的了解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随后发给了鲁中边区，希望能够引起上级的重视。只是这份报告发出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估计这时候上级都忙于宣传反法西斯了，也没人注意到这份实在显得太长的汇报！
电报石沉大海，周卫国也就只好苦笑了。
周卫国的担忧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冈村宁次上任后不久，就结合以前在北满“整顿治安”的经验，推动了一整套残酷的整治办法，即“治安肃正”运动。冈村宁次把华北划为三种类型：一是“治安区”（即日占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八路军建立敌后政权的根据地）。对这三类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
在“治安区”内，冈村宁次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冈村宁次还实行“怀柔”政策，加强汉奸特务的活动，欺骗、奴化人民，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在“准治安区”内，冈村宁次以“蚕食”为主，“怀柔”与恐怖手段并用。一方面，通过宣扬“王道乐土”，企图奴化游击区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实行所谓“绝缘政策”，指挥日伪军在游击区内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以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对“非治安区”即八路军根据地，冈村宁次以“扫荡”为主，实行“烬灭作战”，即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集10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采取“梳篦式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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