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些遗弃的资产，落到了作为全体继承人的国王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被告知，而我觉得它部分是真实的，国王把这些所有东西当做谢神之物转让给了伦敦的市长大人和市参议院，以供穷人之用，而穷人是非常多的：因为可以看到，虽说赈济的种种理由，还有水深火热的场景，在瘟疫猖獗之时要比一切都结束之后的现在多很多；可穷人的苦难不幸眼下却比那个时候多了许多，因为所有那些大布施的来源眼下都关闭了；人们眼中的主要布施理由不存在了，于是便停住了他们的手；而个别那些场景却仍然让人非常动容，穷人的苦难不幸，其实是非常深重的。
尽管城市的健康状况眼下多半得以恢复，可是外贸却并未开始活动起来，而那些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允许我们的船只进入他们港口；至于说荷兰人，我们的朝廷和他们之间的误解在前年引发了战争；因此我们那一路的贸易整个儿被阻断了；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和北非，还有汉堡和波罗的海的所有港口也一样，这些全都是长时间小心避开我们，好多个月里都不愿和我们恢复贸易。
瘟病扫荡着那样众多的人群，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许多外围教区，如果不是说全部教区，便不得不开辟新的坟场，加上我讲到过的在邦西尔-菲尔兹的坟场，其中有些还在继续使用，沿用到现在；但另一些是弃置不用了，而它们，说起来我实在是带着点儿非难，被改造成了其他用途，或是后来在它们上面被盖上建筑，那些死尸受到打扰，遭到虐待，又被挖了出来，有些甚至连骨头上的肉都还没有烂掉，像粪土或垃圾那样被搬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当中有些是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如下所述：
1．高斯维尔街外的一块地，靠近蒙特-米尔，是这个城市的古旧野堡或要塞的某个遗址，大量尸体从埃尔德斯盖特、科勒肯威尔那些教区运来，甚至从城内运来，被乱七八糟地掩埋在那里。这块地，据我所知，后来成了一座草药园，而且在这之后被盖上了建筑。
2．布莱克·迪契，正如当时的称呼那样，正对面有一块地，在哈罗威胡同的尽头，在肖迪契教区；后来成了一家养猪场，还用于别的普通用途，只是极少作为坟地使用。
3．毕晓普斯盖特街汉德巷的上头，当时是一片绿色田野，被认做是专属于毕晓普斯盖特教区，虽说从城里来的许多运尸车，尤其是从城墙边的圣奥尔-海鲁斯教区来的运尸车，也把尸体带到那儿；这个地方，说起来我是没法不大为叹息的，如我所记得的那样，正是在瘟疫停止后大约两三年，罗伯特·克莱顿爵士 才占得了这块地；据说，有多少真实性我不知道，它因为缺乏继承人而落到国王手里，所有那些有权拥有它的人都被疫疾夺走了性命，而罗伯特·克莱顿爵士从国王查理二世那里获得了一份转让证书。不管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块地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被租出去盖房子或是被盖上了房子的：盖的第一座房子是一座仍然矗立着的漂亮大房子，面朝着那条街道或道路，眼下是叫做汉德巷，而它尽管被叫做巷子，却像街道一样宽阔：和那座房子朝北同一排的那些房子，正是在穷人被掩埋的那块地上建造起来的，而在将那块地挖开来建造地基时，那些尸体被掘了出来，其中有些仍然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呢，就连女人的头盖骨都可以通过它们长长的头发分辨出来，而另外一些，肉还没有完全烂掉呢；于是人们开始惊呼着指责，而有些人提出来说，这也许会有传染病复发的危险：这之后那些骨头和尸体，被他们尽快抓起来，送到这块地的另一处，统统被扔进一个特意挖好的深坑，而这块地眼下为人所知，是因为它上面没有盖房子，而是一条通向另一座房子的通道，在罗斯巷上头，正对着一座礼拜堂的大门，那座礼拜堂是多年以后建造的；这块地被栅栏圈起来与通道的其余部分隔断，形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那儿躺着近两千具尸体的骨头和残骸，都是那一年被运尸车送到他们的坟墓里去的。
4．除此之外，在摩尔-菲尔兹有一块地，在眼下叫做奥尔德·贝斯兰姆街入口处旁边，而它被扩大了许多，尽管出于同样的缘由而没有完全被理会。
注意：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而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
5．斯台普涅教区，从伦敦东部向北扩展，甚至恰好扩展至肖迪契教堂墓地边缘，有一块地被收受掩埋他们的死者，靠近上述的教堂墓地；而它正是为了那个原因而被闲置起来，在这之后，我想，是被纳入那个教堂墓地中；他们还有另外两处下葬地在斯皮特尔-菲尔兹，一处是在后来为抚慰这个大教区而建造的一座教堂或曰礼拜堂的地方，另一处是在佩蒂寇胡同。
另有不少于五块地被用于那个时候的斯台普涅教区；一块是在眼下矗立着圣保罗的肖德维尔教区教堂的那个地方，而另一块，是在眼下矗立着瓦平的圣约翰教区教堂的那个地方，而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没有教区的名字，但都属于斯台普涅教区。
我还可以说出更多，但这些是在我具体了解的范围内的，我认为是那种环境使它们具有记录的价值；从整体上讲，这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在这灾难深重的时候，不得不在大部分外围教区收受新的下葬地，为了掩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死掉的为数甚多的人；但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把这些地方和普通的用途分隔开来，使得那些死尸可以静静地长眠，这我答不上来，而我得照实说，我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谁该负责，我不知道。
我应该提一下，当时也有单独一块下葬地 供贵格会教徒使用，这块地他们仍在使用，他们还专门有一辆运尸车，把尸体从家里运过来；那位著名的所罗门·伊戈尔，他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那样，把瘟疫预告成一场审判，赤身裸体跑过大街，告诉人们，它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是为了他们的罪孽而惩罚他们，而他自己的妻子正好是在瘟疫的第二天死掉的，是第一批被贵格会教徒运尸车运到他们新的下葬地中的一员。
我本可以让传染病期间发生的许多更引人注目的事情塞满这篇纪事，尤其是市长大人和当时在牛津的宫廷之间的往来磋商，以及那些时不时从内阁收到的指令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指挥调度。但是宫廷让其自身参与的事情确实是那样少，而他们做过的那点事情其重要性是那样小，因此我不觉得太有必要在这里说得面面俱到，除了规定城里按月举行斋戒那件事，还有为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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