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常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我们总是等到晚饭以后，等到天黑，然后我们就站在基尔格鲁老人的客厅窗户外面，我们听得见是因为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耳朵聋，他总把收音机的声音尽量调大，因此我想，我和彼得跟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一样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我们是站在外面，而且窗户是关着的。
那天晚上我说：“什么？日本人？什么是珍珠港？”彼得说：“嘘。”
于是我们就站在那里，天真冷，听收音机里那个人说话，只不过我怎么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后来那人说眼下他就说这么多，我跟彼得就上路走回家，彼得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快二十岁了，去年六月已经读完联合中学 ，知道好多事情：告诉我日本人往珍珠港扔炸弹了，而珍珠港在水那头。
“哪片水那头？在奥克斯福德的政府水库那一边？”
“不是，”彼得说，“在大海那头。太平洋。”
我们回到家。妈跟爸早就睡了，我跟彼得上床躺下，我还是不明白那水在哪里，彼得又讲一遍——太平洋。
“你怎么回事？”彼得说，“都快九岁了。9月以来一直在上学。你难道没学点东西？”
“我想我们还没有学到太平洋那一段呢。”
当时我们还在种巢菜 ，这本应该在11月15日以前种完的，可因为爸又晚了，就像我和彼得认识他以来他总误事一样。我们还有柴火得收进来，可每天晚上我跟彼得总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在冷风里站在他的客厅窗户外面听他的收音机；然后我们回家上床躺下，彼得就给我讲那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说，他给我讲一会儿，然后他就不给我讲了。好像他不想再说了。他会叫我闭嘴，说他要睡觉，可他根本不要睡觉。
他就那么躺在那里，比他真睡着了要蠢得多，而且有样东西，我能感觉到这东西从他身体里冒出来，好像他甚至在生我的气，不过我知道他想的不是我，又好像他在为什么事情发愁，不过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要发愁的事情。
他从来不像爸那样误事，更别说有什么事情赶不上趟。他从联合中学毕业的时候，爸给他十英亩地，我跟彼得都觉得爸少了起码十英亩地高兴得很，少了一些自己要发愁的东西，而彼得在这十英亩地上都种了巢菜，翻了一遍，平整好准备过冬，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可又有点事儿。我们每天还是去基尔格鲁老人家听他的收音机，现在他们去了菲律宾，但麦克阿瑟将军在挡着他们。然后我们就回家，躺在床上，彼得不肯告诉我任何事情，也不肯说话。他就那么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安静得像是个隐蔽的伏兵，我碰碰他，他的身子或腿硬极了，一动不动跟铁似的，过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后来，有一天——在这以前除了我们在柴林里砍树的时候骂我没有把柴火劈够以外，他什么话都不跟我说——他说：“我得去。”
“去哪里？”我说。
“去打那个仗。”彼得说。
“在我们砍够柴火以前？”
“柴火，去他的。”彼得说。
“好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可他没在听。他躺在那里，像铁一样又冷又硬地躺在黑暗里。“我得去。”他说，“我可不能容忍那帮人这么对付美利坚合众国。”
“对，”我说，“什么柴火不柴火的，我看我们得去。”这一回他听见了。他还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可这是另一种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