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德怀的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转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 。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九月间，又有新的军队纷纷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两个旅。但是，它没有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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